儿！”

她从出生之日起就一直住在城边茨冈区这所房子里。它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把这房子登记在她的名下。每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的奏乐，爆竹噼啪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自己的命运作战，而进攻他的主要敌人是冷漠的观众。她的心甜蜜地屏息了，因此她无法入睡。当早晨他回到家里时，她就轻轻地敲敲自己卧室的窗户，透过窗帘只对他现出她的脸和一个肩膀，温柔地微笑着……

他向她求婚，他们便结婚了。等他好好地看清了她的脖子和丰满健康的肩膀，便双手一拍，说道：

“宝贝儿！”

他是幸福的，可是他结婚那天和后来整个晚上都下雨，灰心失望的表情一直没有从他的脸上消失。

婚后他们生活过得很好。她管卖票，照料游乐场的日常事务，记账，发工资。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她那可爱、天真、灿烂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口里，时而在后台，时而在小卖部里闪现。她还常常对自己的熟人说，世界上最出色、最重要、最必需的东西就是戏院，而且只有在戏院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和有人道精神。

“但是他们懂得这些吗？”她说，“他们只要看粗俗的表演！昨天我们上演了改编过的《浮士德》，几乎全部包厢都空着；要是万尼奇卡和我给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就相信好了，剧院准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将上演《俄尔浦斯在地狱》，您就来看吧。”

关于剧院和演员，库金说什么，她都重复一遍。她也和库金一样，瞧不起观众，因为观众对艺术冷漠，无知。彩排的事她也干预，去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们的行为。遇到地方报纸对剧院有不满意的评论时，她就哭鼻子，然后到编辑部去解释。

演员们喜欢她，称她为“万尼奇卡和我”，或“宝贝儿”。她同情演员，有时借点钱给他们。要是她偶尔受了骗，她也不告诉她丈夫，而是自己偷偷地哭一会儿。

冬天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很好。他们把本地剧院整个冬天都租了下来，然后短期地或者出让给小俄罗斯剧团，或者出让给魔术师，或者出让给本地的业余爱好者演出。奥莲卡长胖了，她心满意足，满面红光；而库金则瘦了，黄了，他抱怨亏蚀太多，尽管整个冬天的生意并不坏。天天晚上他都咳嗽。她就用马林果和菩提树花煮水给他喝，用香水给他擦身，拿柔软的披巾把他裹起来。

“你多么让我心疼！”她十分诚恳地说，一面抚平他的头发，“你真是我心爱的人！”

在复活节前的大斋期，他到莫斯科去请剧团。没有他她就睡不着觉，老坐在窗口望着星星。这时她就把自己比作母鸡，当公鸡不在窝时，母鸡也是整夜睡不着觉，心神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要耽搁一段时间，写信说，要到复活节才能回来。信里还交代了“季沃里”的几件事。可是在受难节的前一个星期，忽然深夜响起了不祥的敲门声。有人使劲敲门，就像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没有睡醒的厨娘光着脚踏着水泥地，跑去开门。

“劳驾，开门！”有人在门后用喑哑的男低音说，“有你们的电报！”

奥莲卡过去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现在她不知为什么，愣住了。她用发颤的手拆开电报，读到如下的内容：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天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何何安葬请吉示。

“何何安葬”——电报里就是这么写的。还有一个更不能懂的“吉”字。下面是歌剧团导演的签字。

“我的亲人呀！”奥莲卡放声痛哭起来，“万尼奇卡，我亲爱的！为什么我以前会与你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并爱上你啊？你把你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啊？……”

星期二库金被安葬在莫斯科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就回到家，刚踏进自己的房间，就趴在床上大哭起来，声音大得连邻院都听得见。

“宝贝儿啊！”邻居们在胸前画着十字说，“亲爱的奥丽加·谢苗诺夫娜，妈呀，多么难过！”

三个月后的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回家，还在服丧期间，她十分悲伤。正好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是从教堂回家，与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戴一顶草帽，穿着带有金链子的白色坎肩。他的样子像是地主，而不像商人。

“一切事情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奥丽加·谢苗诺夫娜，”他带一种同情的语调庄重地说，“如果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也是上帝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开一点，多忍受一点才对。”

他把她送到围墙门口，向她道了别就往前走了。这之后，她整天都听见他的庄重的声音，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他的黑胡子。她很喜欢他。看来，她给他也留下了印象，因为不久后就有一位她不大熟的上了年纪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这位太太刚在桌边坐下，就立即谈起普斯托瓦洛夫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可靠的人，并且说，所有的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愿意嫁给他。过了三天，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拜访来了。他坐的时间不长，不过十分钟，而且说话也很少，但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整宿都没有睡着，浑身发热，像得了热病似的。第二天她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很快就商定了婚事，随后便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与奥莲卡结婚后，生活过得很好。通常他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