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插科打诨中便可看出，这么做恰好抵消了阿尔刻提斯（Alcestis）中所剩的那点悲剧的魅力。至于美狄亚（Medea），大众文化在此扮演了主要角色，以私密的、嗜血的歇斯底里的神经官能症和泛滥成灾的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来娱乐我们，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如何成为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笔下的穷人的完美范例。你经受了这针最大剂量的注射：怎么可能不落泪、不感到恐惧和遗憾呢？

因为悲剧正是有赖于这些元素。你必须感到恐惧和遗憾，当剧情提出要求、给出信号时你一定要有所感受。且看看亚里士多德，这位举世无双的潜移默化大师，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的看法。整个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要有一个主人公，他具备公众既欣赏又谴责的特质；让既可怕又可怜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在这混合物中要添加适当数量的突如其来的逆转，悖逆事件，各种灾难；充分搅拌，煮到沸腾，好啦，你已经烹饪出一剂泻药（Catharsis）。你会看到观众撕心揪肺，带着恐惧和同情的呻吟，大哭一场才痛快。你难道对这些细节感到战栗吗？这早已写成白纸黑字了；看一看科利斐[45]有关当代文明的论述吧！文化工业迅速地传播他的著作，深信如果不是假货，那么纯粹的精神上的懒惰会促进它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意识形态？若真有的话：全盘接受被给予的一切，并把它当作说服辩论的工具。这个亚里士多德最新出笼的一本臭名昭著的手册——《修辞学》，完全是有关市场营销的一套问答，从动机出发探求什么能吸引人、什么不能，什么会为人所信和什么会遭人排斥。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对支配同伴们的行动的非理性诱因心知肚明，因此你就可以玩同伴于股掌之中了。按对键钮：他们就任你摆布。有了这样一本教科书，如佐拉芳提斯所说，“我们编造的东西其实不反映公众的自然倾向，而是计算出了可兜售的效果，并由此根据人体对刺激的反应法则，使剧情妙趣横生。”[46]那么结果呢？Delectatio morosa（沉湎于偷食禁果的愉快想象之中），或者换言之，如房事前的相互挑逗，造成种种恶习。幻想，白日梦。悲剧赋予之社会高度认同的印章，为来自野蛮社会阴影下的魔鬼树碑立传。

但我并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可怜的皮奥夏人[47]只有在演出当日在国立圆形露天剧场受人摆布、被人欺诈。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他的《政治学》（第八部）中谈到音乐，以及“它对我们的性情所产生的理性影响。”如果把歌曲的规则当作触动灵魂的躁动来研究的话，你就能学会如何“煽动情感”，你就会明白佛里吉亚（Phrygian）调式[48]会导致纵欲行为，多利亚（Doric）调式会促成“男子气概”。还有别的什么要加上去吗？这儿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如何在感情上操纵the korai，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青少年。强制梦游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是一种现实。尽管伟大的阿多诺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笛子，但如今还是处处可以闻笛声。多亏了亚里士多德的推广，音乐成为人人皆能掌握的技能，并且在学校中广为传授。要不了多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49]的歌便会成为人人都能在沐浴或在伊利索斯河边用口哨吹奏的曲调。音乐和悲剧在我们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它们操纵人类的情感，而大众则欣然接受，乐意扮演这受虐狂的角色。

我们的年轻人正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游说者的讲台前面接受教育，最后被改造成运动场上的一群绵羊。不过，在他们成人以后，同样地制造公共舆论的科学会告诉他们如何在公共场所处事为人，把美德、情操和真才实学变成一具面罩。听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50]是怎么说的：“一个医生看上去吃得好、身体健康，这是他医术的最好证明；因为大众相信，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人不可能照料别人的身体……当一个医生走进病人的房间时，他必须小心自己的坐姿、举止；他必须穿着得体，仪态安详……”[51]这样装腔作势成为一个面具；面具成为这个人本身。总有一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能够用来界定人的最根本的存在的词语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面具，人格面貌，而它所代表的恰恰是最最表面的东西。

大众人既然迷恋于自己的外表，那就一定能够欣赏那些表面上显得真实的东西，他只乐于模仿[52]，也就是说仿讽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绘画所表现的欲望中看出（最高的褒奖要保留给能画出逼真的葡萄以致鸟儿蜂拥而来啄食的画家），在雕塑中，卓越的技巧创造出看上去几可乱真的裸体，或是在树干上匆匆逃离的、只是不能说话的蜥蜴，而此时平民百姓便会欣喜若狂地感叹唏嘘。在有红色图画的花瓶上，人们开始运用正面造型，仿佛传统的侧面造型已不足以表现原本可以通过诗意的幻想来达到想象凝视中的整体形象。

然而，现今的艺术创作肩负着工业需求的沉重枷锁，精明的大众人把那个需求狡猾地转变为选择。艺术屈服于科学的法则：在庙宇的柱子上，看看那些金色部分，建筑师们拿出测量师的热情为之叫好；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