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却为他的笔锋惶恐不安。伊丽莎白的政府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没收、销毁这些小册子，但是没人清楚究竟有多少遗漏的印本在暗地里转手流传，就像没有人了解到底有多少来自艾伦的神学院的教士经过乔装打扮后，从一处乡村宅邸穿行至另一处，劝告尊奉传统信仰的贵族士绅在神意得以执行的那一天勿忘肩负的重任。

在佛兰德的酒馆里盛传着一种耳食之谈，据说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或者二分之一，有人说；还有人说是三分之二，但不管怎样至少有三分之一——确凿无疑是天主教徒，而帕尔马的登陆将会是诱发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起义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枢密院压根儿没有把握能证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仇恨）比宗教纽带更加牢固。对于违逆国教之徒的领导者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性的羁押措施。其他人也被褫夺了武器和马匹，假使他们有的话，这些人甚至还被软禁在自己的教区乃至住宅中。但是在英格兰，公开宣誓坚信天主教的极端分子毕竟屈指可数。秘密秉持天主教信仰的人、服从国教却怀有强烈的天主教倾向的人无疑为数众多。究竟多出多少，他们又有多么愤愤不平，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没有哪位枢密院议员或是郡守乡绅会缺根脑筋，打算怂恿对所有涉嫌叛教的人士采用高压手段。其中一人写道：“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认为自己的房舍随时都会在自己身后被人付之一炬的话，他就很难果敢地面对敌人。”一场由未知力量主导的天主教宏大阴谋所激发的恐惧，令许多人的心灵笼罩在阴影之中。在 1588 年那个不安的夏天，这种担忧是诱发紧张局势的主要源头。处在这种气氛下，英格兰政府却拒绝向危言耸听者施加的压力屈服，虽则事态危急，也只将矛头对准众所周知的叛教分子，这一点值得赞许。这是最明智的办法，而这么做诚然需要勇气。

就我们已知的情况而言，首功可能应记给女王。沃尔辛厄姆从来都会把危险看得过于严重，这一回甚至连睿智的伯利也成了惊弓之鸟。不过伊丽莎白却很难相信宗教是种压倒一切的动机，一些头脑错乱的盲信之徒或许会惹人生厌，但也算不上危险。她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