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吴虹飞：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

吴虹飞：你认为自己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如何才是诚恳的写作？

李洱：在写作的时候，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是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你刚才说到幸福，我还想补充一句，最正确的答案好像就应该是，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至少在现在，绝大多数时候，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因为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对秩序的认同，你的放弃。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做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张莹莹对本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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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虹飞，笔名阿飞，作家，记者，“幸福大街”主唱。侗族，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2005年出版乐队摇滚专辑《幸福大街》，著有《小龙房间里的鱼》、《阿飞姑娘的双重生活》（2003）、《失恋日记》（2004）、《木头公仔》（2005）、《征婚启事》（2005）、访谈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2007）、《娱乐至死的年代》（2007）、访谈录《童话》（2007）等。

与孙小宁(1)的对话：我无法写得泥沙俱下、披头散发

李洱德国总理点名要见的中国作家

总有些作家处于媒体焦点之中，还有些在焦点之外。在我看来，小说家李洱属于后者。虽不在焦点，但又不至于离靶心太远，于是更像一个文坛的潜伏者。潜伏者的禀性是旁观而不介入，尽量不使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成为事件。尽管这在当下的通行法则看来，机会错失，有些可惜。比如去年底，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访，送给中国总理的书，就是他德文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此前，这位德国总理点名要见这位中国作家，但他那时在乡下陪病中老母。这些，只在今年小说重版，才得以为人所知。无独有偶，他的小说《花腔》译成韩文版，今年在韩国知识界引起关注，我也是通过他的小说责编才获知一二。翻译《花腔》的韩国文学博士朴明爱，感慨于它出版一个月就引发震动，写了长长的评论来分析原因，有一句话这样说：“《花腔》敏锐地触及了中国现代史上这个重要的问题，它可以对韩国作家处理类似主题有启示作用。李洱的《花腔》之所以引起惊人的反应，还因为作品实力雄厚，有很复杂的叙述结构以及惊人的想象力，从而让人发现了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进步的一面。”而这个评价，又惊人地与德国媒体评价《石榴树上结樱桃》相似，“谁想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的话，就应该阅读李洱的小说”。

《花腔》初版于2002年，《石榴树上结樱桃》初版于2004年。就一个有才气的作家，李洱作品的热效应今年才渐渐释放出来。这使我觉得，现在也许才是采访他的契机。

关于他的作为小说家的才气，我是从他的小说同行那里得到印证的，有人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把他引为竞争对手。有人会说他讲故事一流，有些恶作剧“只有李洱能做得出来”。说这些话的语气，不像是生气，而是钦羡。这些被综合起来，便是媒体上所形容的他，“诚挚而狡黠”、“严肃又八卦”……

韩国学者朴宰雨，描述这位中国作家，爱引用一段话，形容他的面部表情之复杂：两眉紧蹙，然后又笑容浮现，笑容夹着嘲讽，面容又绝对真挚……看着他发来的照片，我深以为然，向他发短信：你很像余则成啊。他的短信回复过来：余则成是谁？这名字听来很熟……

于是，我更认定他是一个潜伏者。在喧嚣中选择潜伏，这些是不是一种小说准备——写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也只写这种正在接受省察的经验？

《花腔》之知识分子题材 流动的花腔，什么是历史的真相

孙小宁：《花腔》是你重要的一部长篇，也是中国作家知识分子题材中的佼佼者。我看重的是它传达出的知识分子在历中选择当中难言的那部分。主人公葛任选择了隐居，各种政治势力带着不同的使命而来，想要把他放在他们想要摆的位置上。通篇都是不同人围绕着葛任的“有甚说甚”，但这到底通往历史的真相，还是不同人的“花腔”？小说留给我们许多疑惑。重读《花腔》，我在想，李洱不是在探求真相，而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疑惑。

李洱：写《花腔》的时候我很犹豫，就像走钢丝。这有点像书中的人物。他们在讲述葛任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东躲西闪的，不敢一锤子定音。敢于一锤子定音的，肯定是句废话。事隔多年，我几乎还能想起书中某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前面一句是什么，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因为那种犹豫的写作加深了我的记忆。可是奇怪得很，如果你叫我把整部小说要表达的意思完全说出来，我又不知道该从何谈起。对“历史的真实”的困惑，显然是小说要探究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