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吴虹飞：现在读书界、媒体圈子比较认可的卡佛、厄普代克，你怎么看？你在《阅读与写作》一文中提到的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好像对今天的都市人群来讲都太陌生了，太严肃了。

李洱：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卡佛是个好作家，好的短篇小说作家。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我给学生们讲过卡佛，讲他的名篇《大教堂》。有个女生突然泪流满面。我也没有劝她，因为卡佛的小说不会让人号啕大哭、影响课堂秩序的。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卡佛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的死，写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酒，香槟酒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的意义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作家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契诃夫到卡佛，再到后来的作家。一个作家，往往是在他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和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它们又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现在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吴虹飞：你对顾彬的一系列言论怎么看？他毕竟是一个颇可掂量的汉学家。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在谈论德国文学的时候，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之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说他没说过这话，他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就跟他做了访谈，可是那个访谈却没有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只愿意听他骂中国作家，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哈，最早的媒体只是在借顾彬之口骂人，人家要是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了，请他骂的是作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媒体先塑造出一个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了，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李洱｜从知识分子到农民（6）

吴虹飞：有没有觉得西方人看中国的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比如说我在德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经常问我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人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他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哪点不一样，否则写作是无法继续下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棉棉就是高玉宝。

卫慧则非常极端，但是假极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生活。这就变成一个基本的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这两种状态。

吴虹飞：现在文学有很多问题。比如，主流系统推崇的那些作家，并不够好，而且许多人根本不是作家，却也打扮成作家。我感到最要命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缺乏精神上真正的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拉开抽屉锁了起来，又加了密码。有各种可能性，一种是他们不愿意发表作品，不愿意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你可以说，他是自私的人，自恋的人，也可以说他是高贵的人。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虽然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那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炫目的地步，所以我们远视也好，近视也好，都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体制，文学史体制，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但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唯一的必要性就是带来销量，但是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精神上的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上的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有一种外在的冲劲，用高射炮打蚊子，用扫帚打死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

吴虹飞：在这种状况下，你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如何自处？

李洱：当代作家每个人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了。作家不得不接受这个失败的命运。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脚踏实地地去表达，很糟糕，我感觉。

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的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文学，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