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或许有一天，我会把这段经历写下来。如果我现在来写医院和医生，比如，让我再写一遍《加歇医生》，我想，我会写出更多的感受。

《加歇医生》的题目，自然是来自凡·高。年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凡·高的画。与《向日葵》比起来，我更喜欢他的《加歇医生》。它在凡·高的作品中，有些不同寻常，它可能揭示了凡·高生活中更深层的一面，极度绝望，极度忧郁。但我的这篇小说与那幅画应该没有更多关系。我确实喜欢美术作品，也喜欢去看画展，不过我后来再没有画过。我也确实喜欢写医生的故事。我的很多小说中，都有医生的角色，而且大多是有病的医生。我觉得医生的故事往往有着别的故事所欠缺的复杂意味。

问：不记得是在哪里见过还是听谁说过，一个场景、一个偶然事件，一句话、一个词都会促发作家的灵感，我原想，许是加歇医生的那种神色触动了你。我对绘画一窍不通，但我们有一本凡·高画册，早些年常翻，有几幅《加歇医生》深深地留下了印象。所以一看到小说就想起来了，读完大作再去寻画册翻看，发现记忆里的加歇医生实际上都是凡·高的自画像，而对加歇医生，又像是第一次见到、又像曾经见过。人的意识真是很奇怪的，在我是这样，在别人不定又是怎样。想抓住某一瞬的感悟或者想把它清理剔析一番，却无能为力。我想你将亲历、体验和这个名字结合而不是别的，就算是信手拈来的，也是有机缘的，作家应该比一般人更会留意和把握那些细小玄奥的契机，由此进入另一个世界或者走进自己创造的另一个时空呢。我当然也读过你写的别的医生，都不及这个印象深刻。

答：小说家格非写过一篇短文，写到我早年写《导师死了》的时候，经常念叨的一个词“凌空欲飞”。他疑心小说就是由这个词衍生而来。这是他的回忆，我自己倒不大记得。不过，类似现象也确实时常发生：一个词，一个场景，一个广告牌，都可以迅速引起你的许多联想，另外的一些场景，一些故事，情绪，人物的形象，命运感，转眼间会纷至沓来，在头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雏形。我不清楚，如何用批评术语去说明这种现象。或许真像您说的，这是一种“机缘”：最早的那个词，那个场景，就像小说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媒介；经由这个媒介，小说和现实之间，得以打开一条通道。

问：我觉得加歇医生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形象，你写了他的“阡悔”，真正意义上的忏悔，不是我们的反省更不是检讨。这跟其他小说不一样，那些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甚至可以说有很强的自觉性，但基本上是使用一种自我调侃的方式在抹平内心震撼，或者用滑稽意味的检讨避免反省，更不用说忏悔了。

答：加歇医生的形象，当年被很多朋友认为不够真实，有些朋友甚至认为有点矫情。认为这个形象“矫情”，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中没有“忏悔”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基督教背景，或者说，如果小说中的人物缺少基督教背景，那么谈“忏悔”就是不真实的。有一段时间，我几乎相信了这种说法。但我现在不这样看了。我们每个人，信教者或者不信教者，在某个时刻，而且往往是重要的时候，都可能产生某种宗教情绪，一种“准意识形态情绪”或者“亚意识形态情绪”。有个真实的例子。一个放牛的老头，他告诉我，山上有一座早就塌掉了的古庙，这辈子他几乎每天都会路过，偶尔也去那里避雨。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它对他有什么意义。最近几年，即便不放牛，他也要去那里坐坐，不坐一下心里就不踏实。他并不信教，但你不能排除他有宗教情绪。一个放牛的人都会如此，逞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文化构成，往往是多元的，你不能排除他受基督教影响。

不过，我能够理解朋友们的说法。十年以前，著名知识分子随农妇下乡，这样的情节的确容易让人觉得不真实。尽管我已经做了某种处理，比如将事情处理得亦真亦幻，好像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又像是某种意念或者幻觉，但人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十年以后，当我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真实的变革之后，到了今天，我想读者可能会有另外的感受，觉得这样的情节很真实。我自己就听一些朋友说过，说以前觉得不真实，现在好像变得真实了。哈，好在小说不仅仅是写给十年以内的读者看的。关于加歇医生，我自己的感受是，人到中年以后，我更觉得他仿佛是我自身的一部分。

问：“以前觉得不真实，现在好像变得真实了”，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呢。一则说明这个小说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你倒是认真地想想，好多火爆得不得了的小说不是两年不到就无声无息了；二则证明鄙人相当有眼光不是？不说这个。我关心的是你说的人的生活中“更深层的一面”。我觉得，我们心里的一些东西，是自己不能、不敢或不愿意面对的，就把它强按下去，从此当真没有了，有的按不下去，也只在心里头，绝不示人，或者视而不见。这些都是真实。当能够面对它、承认它的时候，我就比较成熟了。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使我们比较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习惯于道貌岸然，作家揭示“更深层的一面”时，不是不真实，而是异样的真实——反而叫人不适应。

答：作家这个职业，其实有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