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的是，从国外写信来的，都是女性。一些人后来到了中国，还和我见过面。一个意大利姑娘读了我的小说之后，还和我做了一次对话。她对我的小说的熟悉程度，让我大吃一惊。想想看，她甚至看懂了我的《遗忘》。我也曾收到过一个江西老农的信，他来信和我讨论《花腔》中的一个地名的考证问题。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感到自己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问：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应该关心的对象。有一种专门的批评方法叫读者——接受研究，在我的视野中很少见，而对现时作品所做的与读者或接受有关的批评都不可靠。我的书稿写到提纲中的“再说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一节，有很多想法，但落实到键盘上显示在屏幕中的满是大而化之的话，从作品中搜寻的依据也好像是臆测或者一面之词。文学是为所有的人的。现在不用我费劲去说了，只要您说到的这些例子就行啦。但是，为什么一篇小说会引起完全不同的人的兴趣，为什么虚构的东西有时比真人真事更真实，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事实上，这部分出现在你面前的读者肯定是你读者中的极少数，更多的读者读你的作品，但是与你无关。记得我年轻时非常喜欢迟子建的小说，几乎所有她发表的文字我都搜了来，也不知道要对它们做什么，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做，早撒手了。我在阅读作品时也会有很多问题、想法甚至有时也很冲动，但我从没想到要写给作家信什么的——这样“不为人知”的读者应该更多吧。

答：我自己感觉，这种“读者——接受研究”很重要。批评家怎么想我不知道，小说家显然需要留意，小说家必须考虑怎么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读者，必须设想读者在接受这部作品时，可能会有哪些反应。这跟媚俗、媚雅无关，跟发行量和版税无关。我说的还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写作本身要求作者去考虑这些问题。

问：我从一个纯粹的读者的立场来看，太多的批评文字无味无趣，也不见得有多少见识，不如那些毫无干系的读者，常常会给作者带来惊喜，至少是一点有意思的意外吧。

答：有些场合，我有时会遇到读者说他知道我。为了和一些真正的读者交谈，我会开玩笑地问他，哦，你说你知道李洱啊，那个“洱”字是哪个字啊？如果他说错了，我也不便当场指正，我会想办法溜掉。如果人家说对了，我就想，大概人家真的看过我的作品。人家要是和我谈作品，我就认真地听听人家的看法。就在上个星期，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人，我并不认识，他写信到杂志社问我，《花腔》写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是山西人，说他有空想到小说中提到的二里岗去一趟，凭吊一下二里岗战场。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对文学是个外行。可我仍然很高兴。因为我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人把它当成历史的一部分。

这样的“错误”，专业读者当然不可能犯。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专业读者读《花腔》，反而难以读进去。为什么？因为他对小说的形式，对讲故事的方式，有较固定的看法。如果你的小说与他的看法相异，他接受起来反而有难度。倒是那些非专业的读者，他不管这些，他只关心真实不真实，准确不准确，好看不好看，有趣不有趣，小说给他提供了哪些有意思的信息，这样他读起来反倒顺畅。这篇小说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责编刘稚女士对小说的印数没有把握，她就找了几个人来看，其中有批评家、职业编辑，也有她的母亲和她家的小保姆。她就发现，她母亲和她家的小保姆，读起来最快。而一些批评家和职业编辑反而读得磕磕绊绊的。很有趣不是？

问：我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我要避免读者以为我在拍马屁，所以我要说明这与我的鉴赏力和你作品的质量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我个人的趣味有关，或者说是因为我可以借你的作品浇自己的块垒。

答：很高兴我的小说能被你喜欢。能被你喜欢，我何止是高兴？说激动也不过分。

问：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文学创作整体水平不高，甚至很低，原因在于作家和著名作家太多了，而每一个作家又写得太多、太多了。当然写得慢发得少不一定好，写得快发得多不一定不好。也许我这个想法太老土太冬烘了：即使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作家，如果写慢一点，比如把写两部小说的经历用在一部上头，或者修改、重写，是不是比被人催着等米下锅会好些呢？

答：中国作家整体创作水平不高，我想与作家写作快慢有关系，但主要问题好像比这个要复杂。我想，它涉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问题，涉及文化传统的问题，涉及当代中国的复杂状况如何用文学来应对的问题。作家的个人才能当然与作品质量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也很值得探讨。

几年前我看到张志扬教授的一个说法，当时深有同感。他的大意好像是说，汉民族和犹太民族承受的苦难几乎相当，但汉语在传达这种沉重的苦难的时候，往往就会失重。而犹太人，不管他是英语写作，还是用别的语言来写作，比如用匈牙利语来写作，却没有这种现象。汉语似乎无法准确地表达中国的奥斯威辛。这当然首先是文化问题，跟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前几天，我看到上海的王鸿生教授的一个演讲稿，他梳理了汉民族的叙事历程，谈到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