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现代性”这一概念之后，追求现代性就成了文学的诫命。眼下，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正在各个层面上进行。这个讨论本身是很有意味的，它是寻求现代性的动作，同时，它也说明，我们确实如帕斯所说的那样，一直游离在“现时”之外。

帕斯提到的“被排除于现时之外”、“时间的支离破碎”、“分离的自觉意识”、“空间变成了诸多空间”、“追求诗歌的现代性的历史与一次又一次地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是同步的”等处境，都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这些命名，几乎可以作为我们的自我命名。实际上的情形，可能要复杂得多。我想说的是，同样是被排除在“现时”之外，被排除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分离的自觉意识”在帕斯那里指的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品格，到我们这里，语义就悄悄滑动了。

但基本的命题，关于“现代性”，帕斯的说法应该是有普遍意义的。帕斯说：“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寻求自身含义的字眼儿：它是一种思想，一种幻景，还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没有人能说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我们追求它，紧追不舍。”鉴于帕斯自己的祖国一直被排除在“现时”之外，他说：“现代性与现时是混在一起的，现时是现代性顶端最新的花朵。”在那篇受奖辞的最后，帕斯关于“现代性”的描述可以看做是波德莱尔之后，又一个诗人对文学提出的最有说服力的诫命：“现代性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部。”

对这一代写作者来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应该是精神生长的过程。在这个时代，写作依靠的甚至不单单是天赋、才华、经历、心灵的受伤后的补偿。它依靠的是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内心世界的省悟、把握、追问。我这里说的成熟，是指健全的成人心智。心智的成熟，从个人性写作出来，使我们的语言在寻求现代性的旅途中扎根。

三

午后。在一篇小说中，我写道：

午后，这是暖昧的时刻，阳光因为受到云层的阻碍，而无法朗照大地、湖泊和水沟，这使我们无法通过地上的水看见自己的肖像；它连接着正午和夜晚，既是一种敞开，又是一种收敛。不消说，我很想把这个时代的写作称为午后的写作。

加缪曾经描述过地中海的阳光，并提出了正午的思想。他还说：“如果说古希腊人制造了绝望与悲剧的观念，那总是通过美制造的。这是最崇高的悲剧，而不像现代精神那样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将丑恶和日常生活的平庸引进了文本。乔伊斯的布卢姆，不吃羊腰子胃口就吊不起来。庸常的生活中，丑和平庸是孪生子，但简朴的美以及希望照样存在。现代小说大都是从丑（恶）与平庸出发制造绝望的，这是事实。但否定的概念也由此给出，从否定出发，写丑和平庸，“制造绝望”是写作的又一条诫命。其实加缪本人就是写丑和平庸的大师。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和写作之间有一道缝隙。奇迹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道缝隙在潜在的否定力量的穿透下，被美所照亮，“崇高的悲剧”由此诞生在从古希腊人那里沿袭下来的谱系之中。

悲观与虚无，极权与暴力，在午后的阳光下，不仅仅是反对的对象，也是一种分析的对象。一旦分析起来，就可以发现成人精神世界中充满着更复杂、更多维的东西。午后的写作也由此区别于正午的写作。在幽昧的日常生活中，面对丑和平庸，写作者的精神素质会受到根本的衡量，写作者严格的自我训练在此显示出了必要和意义。

警觉与凝望

生存的困境，这可能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小说家思维交织的中心。作为具有一定长度的叙事作品，小说放弃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表现，几乎等于找死。即便在最欢乐的作品里，生存困境也绕不过去，否则，它哪来的欢乐。即便在法国新小说那里，或者在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极端作品《帕洛马尔》里面，不管人物的形象多么模糊，我们仍然能从物像的反光里看到现代人痛苦的身影。

对生存困境的表现，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问题，精神的洪流一定会贯穿其间。站在地狱的屋顶上，有人深陷其中，有人却能继续凝望花朵，保持精神的圣洁，并使之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姿态。卡夫卡，这位历经磨难的小说家，说：“人是注定要生的，而不是注定要死的。”说完这话，他就患痨病死了。加缪说：“只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那就是自杀。”他是出车祸死的，一般情况下，他也不打发他的主人公去自杀。他的主人公们在死亡的阴影下行动着，反抗着，最后才被老鼠或老鼠一类的东西咬死。要是把他们的话和他们的作品放到一起来考察，我们或许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生存困境对于小说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加缪的话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表述的可能是同一个真理。

热爱真理是小说家们的好习惯，福克纳就曾对那个真理作过一番阐述。他的话实际上把卡夫卡和加缪的两句话沟通了。他说：“他（指加缪）所走的是唯一的一条可能不光是通向死亡的道路，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谬的材料造成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是我们把它造出来之后才有的。”在这里，福克纳谈论的不仅是加缪，也是卡夫卡，同时也是福克纳本人，是所有伟大的小说家。

表现生存困境，无疑可以产生悲剧的净化作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