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总是如此。在许多小说中，死亡只能说明一具僵尸的出现，婚姻只表明同床共枕，大地是种粮食的地方，花朵的凋谢说明一种植物的枯萎，在这里，事实就是事实，与价值不发生关联，也就是说，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永远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净化的作用没有踪影，腐化的效果倒可能触目可见。

准确地说起来，这里其实并没有表达出生存困境的意义，它所表达的甚至不是生存困境，也不是境遇。其实，死亡就意味着诞生，忍受就孕育着挣脱，憎恶和怜悯一体，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并不背离。我想，这里涉及的可能不仅是技巧处理问题，它肯定触及到小说家的生存态度和文化背景。站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花朵，那短短的一瞬，其实已经囊括了小说家的全部生命，精神在那一刻闪现出的光彩，已足以将生存的每个角落照得透亮。当我们对生存困境保持警觉的时候，对花朵的凝望是不是一种更根本的生存姿态？

1994年11月10日　郑州

《花腔》后记

那一夜如此遥远，又如此迫近，似乎还要反复重现。多年来，我无数次回到《花腔》的开头，回到那个大雪飘飘的夜晚。一名将军出于爱的目的，把一个文弱的医生派往大荒山。这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人，此行却只有一项使命，那就是把葛任先生，一位杰出知识分子置于死地，因为这似乎是爱的辩证法。几年后，我终于写下了《花腔》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主人公之一，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如今的法学权威范继槐先生，对人类之爱的表述。范老的话是那样动听，仿佛歌剧中最华丽的那一段花腔，仿佛喜鹊唱枝头。但写下了“爱”这个字，我的眼泪却流了下来。许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的雪花，此刻从窗口涌了进来，打湿了我的眼帘。

但我对《花腔》的回忆，并不只是对一部小说的回忆。三年的写作过程，实在是一次精神的历险。对我来说，书中的每个细节都是一次临近寂灭的心跳，每声腔调都是一次躲闪之中的出击。因为葛任先生的死，因为爱的诗篇与死亡的歌谣总在一起唱响，我心中常常有着悲愤和绝望，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写作的继续，这悲愤和绝望又时常会变成虚无的力量。虚无的力量是那样大，它积极的一面又是那样难以辨认，以致你一不小心就会在油腔滑调中变成恶的同谋。我必须对此有大的警惕。感谢《花腔》的主人公葛任先生，是他把自我反省的力量带给了我，并给了我一种面对虚无的勇气。他虽然死了，但他还是提醒我不要放弃希望。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自我疗救的过程。那微薄的希望虽然是倒映在血泊之中的，但依然是一种希望。我凝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