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希望就像站在地狱的屋顶上凝望花朵。

所以，如果我说我对主人公葛任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那并不是在耍花腔。我还想说的是，能够伴随葛任先生对读者一诉衷肠，是我的幸运。在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葛任羞涩的面容总在我的眼前浮动。面对着历史转折关头的血雨腥风，人们的神经应该像鞋底一样坚硬，而葛任这样时常脸红的人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从葛任的经历中，看到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种种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在这里，生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瓦解，而意味着自我的完成。他的血像露珠一样晶莹，在阳光下闪耀，并滋润万物。虽然许多人极力要把葛任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但他是不是英雄并不重要。他的墓碑无迹可寻，但他有没有墓碑也不重要。葛任的朋友鲁迅先生在诗中曾这样写道：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记忆中的某一天，风向变了，积雪消融的季节来临了。这是小说中葛任的朋友在怀念葛任时说的一句话。现在正是春天，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知道《花腔》注定不是一部畅销书，我也不希望它仅仅是一部畅销书。我清醒地意识到，它其实只是献给有智慧的性情中人的一部书，只有在那里，它才可以与精神的盟友相遇，享受到羞涩的快乐，和疼痛的关爱。对我个人而言，我希塑在生命结束的都一天，我的家人能在我的枕边放上一本《花腔》，使葛任先生能听到我和他的对话，听到我最后的呼。

《石榴树上结樱桃》自序

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而不是《边城》、《红旗谱》、《白鹿原》和《金光大道》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

一个人，只要不是瞎子，只要不是聋子，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悲喜剧”。它们并不是发生在“别处”，它们也并不仅仅是“乡村故事”。你住在城市也好，住在乡村也好，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那些“悲喜剧”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

2003年的4月，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我知道，大河上下，长城内外，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

当然，我还没有简单到连“城乡差别”都看不出来的地步，更何况是在“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也并不是只看到富人——无论是城市的富人还是农村的富人，而看不到穷人——无论是农村的穷人还是城市的穷人，我还不至于如此糊涂。同样，我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我还不至于如此偏激。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暖昧，又如此意味深长。

石榴产自西域，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樱桃产自东洋，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而在近代，正是因为日本，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经过漫长的时光，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悬挂在庭院的枝头。我知道，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焦点。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博弈和纠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悲喜剧”——就像“石榴树上结樱桃”，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需要我们细加辨析。

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一些场景、一些状况，也写下了我的忧虑、警觉和艰难的诉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但深于谎言，深于啼笑。

《夜游图书馆》自序

我出书很少，只有几本薄薄的集子和两部长篇小说。同辈作家大都“著作等腰”了，我却是“著作等脚”。这倒不是因为手懒。吃的就是这碗饭，手懒不是找死吗？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个人的脾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特别容易轻信，很容易上当，但在写作上我却很少轻信。阎连科先生曾建议我出文集的时候，在文集的封面上标明，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文集”。打个比方，日常生活中有人告诉我公鸡会下蛋，我肯定会说，对，会下蛋，运气好了还会下个双黄蛋。但同样的事情放到小说里，我就要怀疑了。不光公鸡下蛋要怀疑，连母鸡下蛋也要怀疑了。母鸡下蛋？难道是只母鸡都会下蛋，都必须下蛋吗？既然上帝允许有些女人不生孩子，为什么就不允许有些母鸡不下蛋呢？具体到某篇小说，即便已经写了一多半，即便已经画上了句号，我还是会怀疑：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意思？故事中的那个家伙真的值得一写吗？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没写过，外国人也没写过吗？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