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学当老师教别人写小说去了，就是这个人曾多次宣布小说死了。这个人有痔疮，他因此认为所有人都有痔疮。我曾劝他到医院看一看，看了之后，他知道自己的痔疮是内痔，于是他就认为，所有人的痔疮都是内痔。我告诉他，有内痔，也有外痔，不然就没必要区分内外了。他说，外痔？那肯定是内痔的初级阶段，早晚会转成内痔的。唉！

事实上，与其讨论小说是不是死了，不如讨论如何根据世事变化而对小说叙事做出必要的调整。比如，小说如何有效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重新建立起联系，如何有效地对当下现实作出必要的应对；既然别的艺术门类都曾从小说中吸取过营养，小说又该如何从别的门类中吸取智慧，等等。这些讨论才有意思。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小说也有死亡的那一天，肯定有。不过，那时候，已经没人来得及宣布小说死了，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类了。

应何锐先生之邀，我匆匆写下的这几段话，其实也都是废话，不该说的。

第五辑 读与写

局内人的写作

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听库切吹响骨笛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在场的失踪者

阎连科的声母

巴金的意义

向宗仁发们致敬

作为一个读者纪念史铁生

局内人的写作

今年早些时候，我又重读了加缪的《局外人》。因为写作一篇小说的缘故，这次我最关心的是作者的肺病和写作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肺结核一直是文学的潜在主题。从来没有哪种疾病像肺结核那样和文学那么亲近，它活像是文学的结发妻子和情人。用一枚书签随意挑开世界文学史脆黄的册页，我们几乎都能从中看到结核病患者那艳若桃花的形象。我没有说出“痨病鬼”这个词，是因为考虑到鲁迅、郁达夫、瞿秋白、卢梭、卡夫卡、契诃夫、加缪等人都属于结核病一族；而托马斯·曼笔下的肺病患者的集散地魔山风景宜人，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曹雪芹的林黛玉，都能使人茶饭不思。如果我说没有肺结核，整个世界文学史就得重写，那这话似乎并不为过。看来，决定世界文学史目前的格局的，与其说是因为文学大师的辛劳，倒不如说是由于小小的结核病菌的过于勤勉。结核病患者脸上的红云，就是文学天空中的朝霞和夕阳。

加缪第一次被发现患有肺病是在1930年，其右肺呈现干酪样结核。在对结核病症状的描述上，除了经常提到咳嗽和咯血令人感到不适之外，所用的词语大都带着某种优雅、温暖的气质，此处的“干酪”一词就是个例证。那年他十七岁，是哲学班的学生，兼一支业余足球队的守门员。检查出其肺病的是一家贫民区医院，这与肺病发生的境况相适宜，因为肺病的发生通常与贫穷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的艾滋病总是被人看成是饱暖思淫欲的后果。它使加缪第一次体验到了荒谬——生命的大幕刚刚拉开，死神就降临了。是的，在青霉素出现之前，肺病就是一种不治之症。你无法求助于医生，因为医生只能给你带来更为致命的疾病：胆怯、懦弱、轻信和对死亡的恐惧。《圣经·申命记》里说，在形形色色的疾病中，上帝曾挑选肺结核来惩罚人类，可见其功效等同于洪水。在早于《局外人》写成的《婚礼》一文中，加缪写道，一个年轻人“还不曾琢磨过死亡和虚空，但他却品尝到了它所带来的可怖的滋味”，“没有比疾病更可鄙的事物了，这是对付死亡的良药，它为死亡做着准备。它创造了一种见习过程，在这个见习阶段要学会自我怜悯。它支持着人为摆脱必死的命运所作的努力”。从他最早的言谈中，我或可听到与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相似的声音。四年之后，结核病菌再次光顾新婚不久的加缪的左肺。如果说加缪以前的自我疗养等同于西绪弗斯推巨石上山的话，那么此刻，巨石再次从山顶滚了下来，那些散乱的碎石子像结核病菌一样四下飞窜。

在苏姗·桑塔格所著的《疾病的隐喻》一文中，她引证《牛津英语词典》说明，肺结核的同义词即是“耗损”：血量减少，紧接着是耗损和消蚀。词源学表明，肺结核曾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的挤压，“结核”一词源于拉丁文tuberculum，即tuber（隆起、胀起）的小词缀。“耗损”一词给人一种慢死的假象，它使得病人在时间的流程中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并不断滋生求生的欲望。我可以理解鼓胀所带给人的那种硬块的感觉，它在无限的虚空中凝聚为一种坚硬和柔软相并存的存在经验，有如一块霉变着的麦芽糖。1937年，即加缪开始构思并写作《局外人》的那一年的8月，他作为巴黎的一名局外人来到了巴黎。他对巴黎的印象似乎是美好的：“这里充满温情，感动人心。猫，孩子们，还有悠闲的市民。到处都是灰色，天空亦如此。那一排排的石头建筑，那些随处可见的水塘。”到了1940年，即《局外人》完稿的那一年，当他来到巴黎谋生的时候，同样的景色却在他的笔下换了个模样：“巴黎像是雨中的一团巨大的雾气，大地上鼓起不成形的灰包。”成团的雾气和鼓起的灰包，与其说是因为阳光被云层阻隔的结果，毋宁说是结核病力量的对象化。在托尔斯泰著名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肾走游带给官场中主人公伊凡·伊里奇一种疑惧体验，他仿佛能摸到它走游时的步履：“他竭力在想象中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