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是否成功的标准。但同时，我们确实又得承认，那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典型人物，确实不再是小说家最重要的叙事目标。我们或许可以说，以前的小说是在塑造人物：从张三身上砍一条胳膊，从李四身上锯一条大腿，从王麻子的老婆那里砍上一对乳房，然后捏造出一个具有某种概括力的人物来，使之具备典型意义。但现在的小说，不再是塑造人物，而是用质疑的目光去“写人物”：通过一个普通的人的观察和描写，来写出入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写出他微薄的希望，他在尘世中的无奈、绝望。人的状况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概括，难以阐明。罗卜·格里耶关于萨特的《恶心》和加缪的《局外人》里没有“人物”的说法可能是荒谬的，但他对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的描述，却是准确有力的：行政号码的时代，人类中心说的解体，个性的丧失。对今天中国的写作者来说，情形可能更为复杂：真实的变革在谎言的掩饰下，起初只是悄悄地进行如鬼子进村，后来就像推土机一样堂而皇之地进行如同坦克了。此种情形，令人想起“混账”一词，一切都乱套了，各种不同层面的事物像三明治一般被挤压到了一起。理性对个人及公共生活的规划屡遭重创，知识者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获取行动的意义，并时时刻刻忍受历史语境、现实语境以及面对这种语境所产生的内疚、无能等多重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坚持传统的叙述方式，坚持刻画完整的典型人物，无疑有一种虚假的性质。尽管强大的阅读惯性可能使这种写作获得市场和奖赏，但这样一种写作，果真有意义吗？小说叙事的变革从来都是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自然也应该作如是观。我渴望看到这样的小说，下笔就有人，这个人无处不在，他时刻处于公众经验与个体经验的缝隙之中，处于一系列悖反的经验之中，作家与这个人物、人物与自己，以及作家、人物与这个世界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内省式的关系。在这里，语言既同混账的不良的现实结亲，也同我们固执的美好的愿望结盟。我们可能确实生活在自身以外，我们可能真的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但小说中的那个“我”，那个“我们”，连同那嘴边的笑和眼角的泪，都依然鲜活，并颂祷和怀疑着我们付出的努力。对写作者来说，这可能是我们能够证明自己并非完全生活在自身以外的最后机会。

小说不死

十多年前，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个小说家突然当众宣布：小说已经死了。我听了一愣，因为我知道他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场的很多人都让他说出理由，他瞪着眼说，还用说吗，现在还有谁在看小说？人们都在看电视，跳舞，炒股。那时候，还没有人上网，所以他没有提到网络。众人不以为意，开始讨论他的长篇小说，他听得很认真，表示下一部一定好好写。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后来宣称小说死了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说这话的人大都是些名角，所以，媒体也往往跟着炒作一阵。炒一阵也就说过去，直到又有一个名角站出来，宣布小说死了，新一轮炒作才会开始。

我感到纳闷，为什么那么多人站出来宣布小说死了？而且还要反反复复宣布。死就死了，宣布一次就行了嘛。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总可以了吧？要知道，在那个著名的“狼来了”的故事里，数到第三次的时候，狼就来了，就把人给吃了。由此看来，小说还没有死。

想想也是，小说怎么会死呢？

虽然人们对小说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小说是用虚构的方式，用文学语言来表现人类的生活，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义的。虚构就意味着假定，对小说家来说，他是要用假定的方式，来表现他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是要把一个大活人，放到一个假定的情景当中，让他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空间内，呈现出所有人都可能有的喜怒哀乐。这是小说家的权利，当今的小说家似乎并没有放弃这种权利的打算，对小说家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的权利。

而对读者来说呢？读者之所以读小说，是因为他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着，如果处在那种假定的情景当中，自己又当如何活着。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而在提心吊胆之余，幸灾乐祸之余，自己如何起高楼，起了高楼又如何呢？也就是说，此时的读者也生活在了假定的情景当中，生活在了小说当中。巴赫金说，“我根据他人的视界给自己以形象”。哪个人有那么大的本事，竟能剥夺读者这种假定的权利，这种“给自己以形象”的权利？

有人本能地要写，有人本能地要读，你怎么能够说小说死了呢？小说当然不会死。只要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疑问，只要人类还有记忆，只要人类还没有变成动物还需要通过语言来交流，小说就不会死，那些发问、描述和解释，那些命名、独白和冥想，就依然存在。

说到死，其实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动物。别的动物，比如猫，比如狗，它可能知道自己会死，但它并不知道，所有的猫，所有的狗，都会死去。这说明，人在经验领域是一种可以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动物。而这，正是小说可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基础。但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往往因此而把自己的经验放大；将自己的感受说成所有人的感受。我曾经遇见过一个人，此人原来也写小说，后来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