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够烦了，烦都烦死了，别让我再烦了。当然，“烦不烦”是你自己的事，与人家的作品关系不大。

我觉得库切的小说就是典型地进行经验辨析的小说。库切的文字如此明晰、清澈，但他要细加辨析的经验却是如此的复杂、暧昧、含混。迄今，我只阅读过库切的两部作品：《耻》和《彼得堡的大师》。其实，这两部作品的主题中国读者都不会感到太陌生，只要稍加引申，你便可以在中国找到相对应的现实经验，所以我想许多人阅读库切的小说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缺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塑造，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更多的新意，它只是库切进行经验辨析时的道具。书中所说的“彼得堡的大师”与其说是指陀氏，不如说是指陀氏的儿子巴威尔和涅恰耶夫。这两个人都是大师：巴威尔以自杀而成就烈士之名，涅恰耶夫以穷人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穿着女人裙子的革命家，当然都是大师。当然，真正的大师还是库切，因为他们都没能逃脱库切的审视。

在对汉语写作的现状进行批判的时候，有很多批评家喜欢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抬出来，以此指出汉语写作的诸多不足。他们仿佛是两尊神，任何人在他们面前都将低下头颅。但是隔着一个半世纪的经验，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写出那样的作品，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即便写出来，那也只能是一种虚假的作品，矫揉造作的作品。读库切的《彼德堡的大师》，我最感到震惊的是他对少女马特廖莎的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令人想起陀氏笔下的阿辽沙、托尔斯泰笔下的娜塔莎、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拉里沙，以及福克纳笔下的黑人女佣，她们是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未经污染的植物，在黑暗的王国熠熠闪光，无须再经审查。但是，且慢，就是这样一个少女，库切也未将她放过。可以说，书中很重要的一章就是“毒药”这一章：这个少女的“被污辱”和“被损害”，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那些为“穷人”和“崇高的事业”而奔走的人，她进而成为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本人即是“毒药”。从这里或许可以看出文学的巨大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看到这一描述，是否会从梦中惊醒？我想，它表明了库切的基本立场：一切经验都要经审视和辨析，包括陀氏和托氏的经验，包括一个未成年的少女的经验——除非你认为他们不是人类的一部分。

库切书中提到一个“吹响骨笛”的故事：风吹遗骸的股骨，发出悲音，指认着凶手。读库切的书，就像倾听骨笛。有一种刻骨的悲凉，如书中写到的彼得堡灰色的雪。其实，“凶手”如那纷飞的雪花一样无处不在，包括少女马特廖莎，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也包括未出场的托尔斯泰。还有一个人或许不能不提，它就是库切——它粉碎了人们残存的最后的美妙幻想，不是凶手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怀疑论者”也会受到怀疑。只要那怀疑有“道德原则”的怀疑，它就是有价值的，库切也不枉来到中国一场。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上个月（2011年3月），《上海文学》的“批评家俱乐部”栏目，组织了一个小型对话。叫《异邦的荣耀或尴尬》，是由南京大学何言宏教授出面组织的。这个对话将在《上海文学》第五期刊出。我参加了这个对话。通过这个对话，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在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学术课题。在那个对话中，我也提到了去年第一次在北师大举行的这个由国家汉办、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文理学院、《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会议。我对现在的高校的学术研究体制不甚了解，但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学术课题在中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在学术层面上，它意味着可以把中国文学放在全球性的文学领域中去研究，它突破了已有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些边界。以前把张三和约翰做一番比较分析差不多就可以了，现在你还得去研究约翰的儿子和儿子的情人怎么看张三的作品。我觉得它的意义还在于，通过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机遇、机制和难题，通过对这只麻雀的解剖和分析，也能够看到，改善自己的文化处境，跟经济崛起有极大的关系，但又比经济崛起要复杂得多。

我想从一件小事谈起。今年的三月份，英国的编辑代表团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和南京，与中国的作家进行过多次比较深入的交流，我后来知道这是为2012年的伦敦书展做准备。他们真的很想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到底是怎么回事，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以前中外文学交流，通常只是翻译家和汉学家与中国作家的交流，但现在出版社的编辑直接介入了这种交流。这些编辑大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通过这种交流，通过在中国的旅游，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学状况，与他们通过翻译家和汉学家介绍的中国有些明显的差异。但如同文学创作一样，你感受到的东西，要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还需要走过漫长的道路。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