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受到的这种差异，要通过出版表现出来，可能还要走更加漫长的道路。我们事先约定只谈四十分钟，可后来竟然谈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到，中国作家往往喜欢说，中国引进的国外图书有很多，而西方出版的中国图书却非常有限。作为对这样一种说法的回应，他们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美国引进的图书，只占美国原创图书的百分之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中国与西方之前，也存在于西方内部，存在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甚至存在于同种同语的英美之间。就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言，虽然美国作家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你仍然没有理由认为，整个世界的文学成就，只有美国文学成就的百分之三。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不对等。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交流，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交流的不对等，也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对位，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我知道有些作家为此感到焦虑。焦虑通常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有时候还会对文学写作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所有焦虑中，可能只有这种焦虑对文学写作毫无作用。所以，中国作家不应该为此感到焦虑。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西方的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史，你就可以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的出版社主要是对中国的政治问题感兴趣，想通过作品了解中国的政治状况。你得承认，他们确实有一种转变，就是从比较单纯的政治兴趣，辐射到了文化兴趣和文学兴趣。但是毫无疑问，政治问题仍然是他们思考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当然，他们的眼光也确实非常“独到”，比如他们甚至把钱钟书的小说和张爱玲的小说，看成是充满着政治反抗性的小说。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是对中国作家而言的。前几天我看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访谈，谈到他在国外朗诵作品，读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土耳其的政治和民族冲突问题。帕慕克是在发牢骚呢。但帕慕克本人其实也深谙其道。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演讲，一开口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是土耳其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有趣的是，当帕慕克演讲的时候，土耳其的总理就坐在下面，土耳其总理旁边的那个位子就是帕慕克的。帕慕克演讲完之后，就坐到土耳其总理旁边，两个人跷着二郎腿聊天。这个事实至少说明，现在的土耳其肯定不是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其实，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有一个利比亚作家在中国发表演讲，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肯定是卡扎菲下不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