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志在《天涯》上的一篇文章。他开头就说，现在回想起八十年代，有一种“惜春”之感。“惜春”这个词用得真好。那么为什么会“惜春”呢？因为现在已是“三春过后诸芳尽”。

连傻瓜都知道，现在的文学环境，与八十年代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在八十年代，作家和批评家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的朋友，有共同的乌托邦。我曾经多次目睹作家和批评家并肩作战的身影，我也记得作家和批评家是如何携手共进，共同奔向现代主义文学的怀抱。大概只有在八十年代，人们才普遍相信，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后天肯定比明天好。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在八十年代，几乎所有人都是进化论者。

但到了九十年代，很多人的心情突然变坏了，不良情绪日益蔓延。稍微公正一点的人，都会承认，九十年代以后，小说和批评都比以前写得好了，技术更成熟，学术更规范，视野更开阔。但人们的心情反而变糟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即便是作家们的长篇小说非常畅销，即便是作家手中的股票疯涨，即便是作家迅速中产阶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即便作家的作品几乎可以同步在海外出版，即便是学院体制给批评家们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即便当时的批评家们现在大都已经桃李满天下，作家和批评家的心情好像也好不起来。更多的时候，这群被称为写作者的人，一个个忧心忡忡，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样子好像不是能够装出来的。反正是不开心。如果有谁开心了，并且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开心，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认为那个人有病。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

我倒不认为，这是因为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的结果，我也不认为这是文学边缘化的结果。我更愿意相信，这样一种不开心，这样一种坏心情，来自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所养成的用文学眼光看世界的方式，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感受的方式，一下子好像不好使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好像不灵了。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熟知了那么多的小说流派，背诵了那么多的知识，默记了那么多的概念，掌握了那么多的命题和研究方法，可现在好像都无法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进行解释。现实越来越复杂，小说越来越精致；现实越来越混账，论文却越来越规范。全都对不上号了。而且，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小说，这样的论文，不全是我们“奋斗”的结果吗？而且小说不应该精致吗？论文不应该规范吗？当然应该。不然，你凭什么与别人对话，与世界对话？这么一来，好了，所有的理由都能够成立，所有的道理都是真理，可是最后的结果好像却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没用了。

所以，我常常感到，就是文章写得再好，我们也都是失踪的人。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失踪了。问题是，我们分明知道自己在哪，可我们自己却有失踪的感觉。你分明在场，你分明还在发言，但你却失踪了。我们成了在场的失踪者。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变坏的吗？

八十年代当然值得怀念，因为那其实是怀念我们失踪以前的生活，那好像是我们的前生。但怀念八十年代，对当今的写作却起不到什么作用，惜春而已，闲坐说玄宗而已。

2008年9月15日于博雅西园

阎连科的声母

A　艾滋病

从2004年开始，每过一段时间，阎连科就要去一趟艾滋病村。有时候，他和一名医生一起去，有时候他自己去。在那里，他帮艾滋病人找打井，发药，做心理疗法。后来他写了一部《丁庄梦》。《丁庄梦》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因为作品已经写完了嘛。不料，他还是经常去。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这次去，是给村里的艾滋病孤儿发压岁钱的。有一段时间，他很认真地问朋友，要不要领养一个艾滋病孤儿？

B 毙稿

我还不认识阎连科的时候，就听到过一个故事。说是杂志社的编辑，有必要和阎连科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可以帮你救场。如果你已经编好的稿子，突然被枪毙了，一时间又没有别的稿子可用，你可以给阎连科打电话。你只管告诉他你需要的字数即可，他肯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而且质量可靠。后来我听他说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可以写上一万字。当然，他现在不行了，身体跟不上了，三天两头腰疼，头晕。现在，他就是腰不疼，头不晕，也没有哪个编辑敢指望他来救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稿子也经常会被毙掉。最近几年，他是被毙稿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家。

C 吃饭

和阎连科在一起吃饭，是一件愉快的事。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不必担心自己埋单。我和他住得很近，在一起吃饭甚多，十有八九是他埋单。他总是抢着埋单。他点了一桌子的菜，但他自己吃得很少，因为他要减肥。如果是晚饭，通常他只喝一碗疙瘩汤，就是河南农民常喝的那种面糊糊，价格在一元到五元之间。也就是说，他点了一桌子的菜，基本上都是给你点的。如果你们没有吃完，他要打包带回去，给他的狗吃。他有京叭一只，大名哈里。阎连科每天都要遛狗，孤独的阎连科喜欢和狗说话。有一年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