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不流亡，你的某个细节是讽刺卡扎菲的吗？当那个作家说，他写的只是一部爱情小说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他顾左右而言他。其实，他写的可能真的就只是一部爱情小说。我跟一个西方翻译家聊天，那是个很棒的翻译家，她翻译的一部中国小说刚在美国获了个大奖。她对我说，你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突破一点，你的作品翻译将畅通无阻。我问东风是指什么？是不是政治和性？单纯写政治也不行，还得加上性，是性的政治。她的回答是：Yes！Very Good！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的现实异常复杂。你要准确地写出能够对应于中国目前现实的小说，那肯定是一部比较复杂的小说，一部容纳了各种复杂经验的小说，那已经不仅仅是人在人上、肉在肉中的问题了。那么就存在着一种状况，就是真正能够写出中国经验的复杂性的小说，在翻译和出版的时候，是要靠边站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非常想出版能够反映中国现实的小说，但真正的反映中国现实的小说，反而是比较难以出版的。这也是一种不对位。不过，这也不能去责怪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社，因为在中国，那种写出了复杂的中国经验的小说，也不会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比较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在海外文学交流领域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比如获得曼布克奖的几部中国小说，苏童的《河岸》和毕飞宇的小说《玉米》，都不是以所谓的政治性“取胜”的，在中国也都被认为是好小说。所以我觉得，随着交流的加深，这种不对位的状况，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提到中国经验的复杂性，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了。西方的汉学家和编辑家常常会问，你说的复杂性是什么？坦率地说，我还真说不清楚。前段时间，在与法国作家对话的时候，他们又问到这个问题，我只好试着去描述我所说的复杂性。我说，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这三种经验其实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叠加，相互渗透，进而如地壳中的岩浆一般翻腾激荡。

在跟汉学家聊天的时候，我曾以写爱情故事为例，开玩笑地把中国作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写桃花的，一类是写玫瑰的，还有一类是写桃花如何变成玫瑰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古典戏曲中，写到爱情，一个基本的意象就是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玉腕枕香腮，桃花脸上开。中国人喜欢写桃花，但不喜欢画桃花。中国的画家是不画桃花的，他们直接画桃子。这是我们的本土经验。而当代的中国人，已经不用桃花来表达爱情了，用的是玫瑰。这个传统不是中国的传统，是从西方的诗歌、小说、电影中来的。但它确实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今年过情人节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听到消息，说有七十吨玫瑰从南方空运到北京。你以为很多吗？还不够送呢。因为有些人动不动就要送一大堆玫瑰，老婆九十九朵，情人九十九朵。现在，一个比较熟悉中国文化传统的西方人，也会认为这不是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认同你的这种身份。我还是想看到你写桃花。所以，现在总的说来，西方的出版社对那些涉及中国传统的书会比较感兴趣，对乡土小说比较感兴趣，对人在人上比较感兴趣。但实际上，中国真正的现实是，桃花和玫瑰已经杂交了，用我的话说就是石榴树上结樱桃了。当然，我只是打一个粗浅的比方罢了。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现在的中国人，他的经验是空前复杂的，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经验，又有市场经济时代的经验，还有全球化的经验。我们是三足鼎立，一片混战。

这种复杂经验的独特性，当然并不值得夸耀。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的不幸。事情明摆着，当我们真正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经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词曲赋，到明清小说，到鲁迅，到西方人喜欢的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从福楼拜到萨特，从普鲁斯特到罗勃·格里耶，都曾在某一个阶段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但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使得现阶段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独自的探索。但是，对于中国作家在处理这种复杂经验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汉学家、记者和出版机构又能理解多少呢？即便能够理解，他们能够说服读者去关注这些作品吗？它最终形成了一个接受的瓶颈，这个瓶颈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存在。对于作家而言，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们那个瓶颈。

（此文为作者在2011年4月28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场的失踪者

谈到这个时代的写作和批评，我预感到人们首先将会深情地缅怀八十年代。我最近看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