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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码的信赖感,但又必须编发一定的文学新人的稿子,以保证自己的作者队伍后继有人,那么你又该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呢?
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后来也成了一名编辑,我确实很难参透这当中的微妙和种种苦处。而你每参透其中一分,你对宗仁发的尊重就增加一分。能将地处吉林的《作家》办到今天,还能一直保持着它的水准,还能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文坛输送新人,并以此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块重要绿地,这确实很不容易。
大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社的编辑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阅读文学期刊来发现作家和作品,然后再与作家签订出版合同。很多时候,他们干脆绕过刊物,直接与作家建立起联系。出版社编辑与期刊编辑对稿件的取舍,其实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当然是:出版社编辑更多地考虑作品的销量,而期刊编辑更多地考虑作品本身的质量;出版社编辑对中短篇小说几乎视而不见,现在即便是名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也没有多少出版机会,而文学期刊却始终将中短篇小说作为重点稿件推出;出版社面对的是大众读者,而文学期刊的主要读者却是文学界人士和阅读品位较高的读者群。明白了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就会知道,即便在办刊越来越困难,期刊的销售量日渐下滑的今天,期刊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仍然不可或缺,说得再干脆一点,我甚至认为期刊对文学的贡献要大于出版社。
当媒体记者或者出版社的朋友们宣称,现在是出版时代而不是期刊时代的时候,我当然必须承认他们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另一个事实也有必要提出,那就是文学期刊实际上一直在为文学提供标准,提供了一个文学纵深,提供了一个考量文学真实发展状况的评判尺度。与宗仁发等人同时介入编辑活动,后来又离开期刊而进入出版系统的编辑,对此大概难以轻易否定。
正因为如此,我想,所有关心汉语写作的人,都必须向宗仁发们致敬。
2007年3月31日
作为一个读者纪念史铁生
我不认识史铁生先生。很多年前,我曾经有机会见到史铁生先生,但我自己放弃了。我可以非常尊重一个人,但我很难成为某个人的粉丝。很多年之后,我在一个文学活动中远远地看见过史铁生先生,但我从未想过要去打扰他。我与史铁生先生的关系,就是一个读者和作者的关系。我读过他的很多作品,从他最早的作品到他晚近的长篇小说,从他被人反复传诵的作品,到他的一些很少有人提起的短篇小说。我在读到史铁生先生的作品的时候,已经开始写作了,所以我又绝对不能够矫情地说,我是读史铁生先生的作品长大的。我只是他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