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种能够被大多数人听得懂的语言来写作，是要通过那些游街穿巷的说书人，来向底层人民讲述他的故事，讲述他对国家的忧虑，来告诉人们他所认识到的世界的真相。这是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追求的体现。

在中国，任何一个作家，包括我，都首先生活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之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文学艺术开始大量地进入中国。它本来属于“他者”，但当它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写作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他者”，而成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次来到西班牙的几个中国作家，也大都是在八十年代完成自己的文学教育的。我本人是在八十年代完成大学教育的，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小说和拉美小说的情景。我也是在那个时代熟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熟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熟读塞拉的《蜂巢》以及今年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略萨的作品的。这些西班牙语的作品，毫无疑问，也深深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中国作家从中体会到了西班牙语作家处理现实的方法。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过程中，因为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中国作家和中国读者，总是习惯于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那些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尽管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应该是我们的共同点。中国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世风民俗，起到积极的作用。或者说，中国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萨特所说的“介入文学”的特征。

我记得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名叫洛尔迦的西班牙诗人曾经写道，“再小的手，也不能把水的门打开”。但是，一只握着鹅毛笔的手，一只握着钢笔的手，一只敲打键盘的手，虽然不能彻底地改变现实，却可以影响到现实，影响到水的流量，并且改变水流的方向。在这里，我也顺便提到了一个中国诗人的诗句。这句诗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作家在处理自己与现实关系的时候的感受：“就像与鳄鱼做爱，又美又疼。”激烈变化的现实有可能是一头凶猛的鳄鱼，但是作家却要勇敢地迎上去，与它发生关系。写作的快感，以及写作的意义，有可能从中诞生。至于我本人，我想，我本人的写作兴趣，在于书写中国现代和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是从传统的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向现代的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转变的一群人，或者是在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之后又试图向传统的儒教思想回归的一群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多少失败，就看到了多少希望，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迷惘。我的另一个兴趣，是描写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当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的乡村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意识到，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中国，是绝大多数西方读者完全没有了解的中国。我想，西班牙的读者，从中国作家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当中，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的现实。但如果真正要了解中国，最好还是到中国去看看。当你亲自接触到了中国的现实，你或许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品格，了解到中国作家为了文学和现实，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

我没有超时吧？谢谢大家。

2010年10月24日于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

小说与当下生活 2010年1月20日在“中法作家论坛”上的演讲

很高兴参加这次对话。“小说与当下生活”，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题目，也是我思考最多的题目，但同时它又是我最难谈论的题目。如果把这个题目，放在中国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交流的背景下谈论，它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文化想象和知识积累。有统计数字表明，现在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大型起重设备，百分之七十的水泥，都在中国境内。一个外国记者告诉我，他曾经以为中国的国鸟是仙鹤。当飞机飞临中国大地的时候，他看到机翼之下仙鹤成群。后来他才发现，那其实是用来拆房子和建房子的大吊车。我们都知道，“鹤”这个词的英文词“crane，就包含有大吊车的意思。也有人把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直译成汉语，译成“拆哪”。前年秋天，我到瑞士出席一个文学节，在房东家的院子里看到一株苹果树，我虽然品尝了树上的苹果，但仍然没有认出它是苹果树。因为它高耸入云，尤如中国古寺中的千年银杏。它的真实年龄是一百零四岁。我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不到这样一株苹果树。百岁老人在中国比较常见，但百岁的苹果树，还真的没有。中国的苹果树的树龄一般不会超过十年，十年之内必定砍掉，栽上新的品种的苹果树。而中国现实变化之快，在我看来很可能已经超过了苹果树品种的更新速度。但是，这些变化，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现实是一夜之间变成这个样子的吗？

任何一个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都拥有三种不同的经验：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经验，一种是市场化的经验，还有一种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深深卷入全球化之后所获得的全球化的经验。这三种经验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代，而一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