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既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发展，又可以看成是对另一个时代的报应。对于一个有历史感的文学写作者来说，这三种经验其实是叠加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叠加、相互渗透、进而如地壳中的岩浆一般翻腾激荡。但是，当我们真正试图用小说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复杂经验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从诗词曲赋，到明清小说，到鲁迅，到西方人喜欢的沈从文，他们的作品都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以来，从福楼拜到萨特，从普鲁斯特到罗勃—格里耶，都曾在某一个阶段影响到中国作家的创作，但所有这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经验。这使得现阶段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独自的探索。前段时间，在马德里，在跟西班牙作家对话的时候，我说，中国作家面对如此复杂的经验，其写作时候的身影令人想起挑战风车的那个堂·吉诃德。但是，对于中国作家在处理这种复杂经验时所取得的成就，西方的作家、记者和出版机构又能理解多少呢？

我不止一次听到批评家们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长篇小说数量的激增，是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但批评家们，包括一些文学史家，却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虽然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本来应该去读短篇小说的，但是读者却奇怪地选择购买更加耗费时间的长篇小说。对长篇小说市场的这种空前繁荣——有些人称为畸形繁荣，人们自然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在我看来，有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决定性的，也可以说更为内在的原因，即：长篇小说与别的文学样式相比，有可能容纳更多更复杂的经验；读者也希望自己的复杂经验，能够在长篇小说中得到验证。于是，我们看到，当代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投身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我们的小说越写越长，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山东作家张炜先生的长篇小说竟然长达四百五十万字，我怀疑这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最长的长篇小说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刚刚去世的作家史铁生先生，历史或许将证明，史铁生先生在文学史上地位足以与鲁迅先生比肩。但我这里要说的不是他的文学地位问题，而是这样一个行动不便、日常生活的半径相对而言比较狭窄的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且篇幅浩繁。中国作家的这种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为外国的批评家所理解。我本人就不止一次亲耳听到外国批评家，批评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越写越长。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作家懒惰的标志，说明了中国作家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事实上，只有充分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