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我阅读过大量的西方小说。对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拉美文学非常熟悉，对《圣经》和古希腊神话也非常熟悉。凡是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情况都大抵如此。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相信中国作家有一个转变，就是在遍览西方作品之后，中国作家再次对自己的文学传统发生了兴趣，开始重新看待自己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传统。同时，中国读者的兴趣也在发生转变。中国读者也在重新阅读《诗经》、阅读《论语》，众所周知，那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也重新得到了重视。一个曾经被背叛的传统，现在再次得到了重视。最近十年，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可的小说作品，大都是吸取了中国文学传统精华的作品。那么，中国文学传统，又指的是什么传统呢？

中国文学传统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儒雅风流”。

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翻译成英文，我可以大致讲一下这四个字的意思。“儒雅”是指载道或言志，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要能够从中国传统的“经”、“史”中吸取营养，将“经”“史”熔于一炉。“风流”是指，作品要去赞美人间的那些超脱了世俗的情感，要去表现人间高贵的精神品质，要去表现人与世俗世界、人与权力的紧张关系，并且能够超越这个紧张关系。总体来说，“儒雅风流”要求作家既要能够深入生活中去，又能够穿越日常生活，去表达人的精神世界。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把这种观察、思考、写作的方法，称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不同，我自己现在也在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我想，它也可能与我已经人到中年有关，到了中年之后我开始逐渐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同时又强烈地感到，要想写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隔着二十世纪的漫漫长夜，谁也回不到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你写出西方式的现代派小说和后现代派小说，还是中国的《红楼梦》式的小说，对于当下中国的写作而言，对于中国当下的现实而言，都是一种“非法”的小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与1年以前中国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同时它也与西方的社会现实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中国作家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方式，以对应目前中国复杂的社会状况。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作家现在正在创造着一种新的传统，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传统。这种写作的意义，或许只有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在文学史显示出来。

2011年9月1日于悉尼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演讲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启蒙主义。几乎每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中都有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介入者，通常以启蒙者的身份介入，启蒙的对象自然是中国人的主体，也就是农民，而用来启蒙的工具，则是来自西方的理论和知识，启蒙的目的是要告诉人们，如果要变得富裕，如果我们这个民族国家要变得强大，那么必须走出一条与以往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突然变成了失败者的角色。这是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重大转折。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从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而原来的被启蒙者，比如农民，现在则变成了启蒙者。农民们对知识分子启蒙的主要内容，是要知识分子跟他们学会种地，不仅要在生活上而且要在思想上过集体生活，也就是放弃个人的所有感觉——当时的术语叫“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放弃所有批评性的观念——众所周知，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能。换句话说，农民们要求他们放弃知识分子身份。

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其实只有两类，他们形成了一个顽固的二元对立的格局：其中一元是农民和工人，他们可以被统称为大众，被认为是进步、无私、勤劳、朴实、欢乐的化身，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精神；而另一元就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认为是落后、自私、虚荣、懒惰的化身，沉浸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腐化的情欲之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作家的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向大众致敬，不如说是在自我贬低，是以向大众致敬的方式贬低自己。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作家实际上也放弃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起码职能。我曾经在一批小说中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生活在自身以外”，他无法忠实地表达自身的经验，无法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阉割”。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1985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一年开始，在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和调整。在莫言、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韩少功、刘震云等人笔下，大众的面孔不再千篇一律，而是形象各异。当大众身上的弱点被重新暴露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开始被重新认识。但我们必须承认，直到今天，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