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一下中国的电视新闻杂志就会发现，白岩松、水均益们也试图向这方面靠拢，当然他们比人家晚了三十年。当时克朗凯特的影响有多大呢？他可以影响美国社会，影响冷战格局，也就是说他可以同时影响东西方两个阵营。当年的约翰逊总统有一句话，说他可以不听国会的，但必须听克朗凯特的。不听国会失去的是选票，而不听克朗凯特将失去美国的民众。就是这个克朗凯特，被认为是“美国最值得信任人士”。那么这个人最担心什么呢？他最担心街上的老太太走过来对他说，老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他当然知道，自己说的并不全都是真话。我也曾在一篇小说中开玩笑，说这个世界上谎话说得最多的，就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他们每天都字正腔圆地说着谎话，巧言令色啊。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这种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镜头、文字、图像有可能包含着更大的虚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包括前面提到的王瑶教授，还是愿意把很多时间交给电视、报纸、网络。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虚构是否还有必要？在大众传媒横行霸道的时代，小说何为？

那么，好，我在此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虚构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对体制的不认同，对日常生活的抗争。也就是说，非虚构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使得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加坚实，更加充分。事实上，当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他者”。“他者”这个词，我套用的是西马的说法，马尔库塞的一个说法。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让我们不仅得以认清现实，而且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当然，它也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

其实，这样一种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只是在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可以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答案不一定能找到，也不一定管用，但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那例子太多了。比如，我们现在公认的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福娄拜的小说，就与大众传媒有着深刻的关联。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最早就是从报纸上来的嘛。我看过一部福楼拜的传记，叫《福楼拜的鹦鹉》，里面对福楼拜与传媒的关系也有很多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