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至今想来，我仍然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比人们惯常的方式更方便，更惬意。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暴风雨不期而至，我就把几块木板架在火的上方，坐在下面照看自己的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一些愉快的时光。在那段日子里，每逢手头的活计很多，无暇读书，地上、垫子上或桌布上散落的零星纸片都给我带来了诸多乐趣，实际上不亚于我读《伊利亚特》。

建造房子的时候，如果比我再多一点儿深思熟虑，比方说，考虑一扇门、一个窗子、一孔地窖、一间阁楼，在人的本性中有着什么样的根基，那么我们也许根本不该建起什么上层建筑，除非我们找到了比满足暂时需要更好的理由。人类建造住所与鸟儿筑巢一样，都要有其合情合理的地方。谁知道呢，倘若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自己的住所，用简单而正当的方式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的诗歌才能兴许能够得到普遍的发展，就像鸟儿在筑巢觅食的时候总会不住欢唱一般。可是啊，我们倒像是牛鹂和杜鹃，把蛋下到别的鸟儿搭的窝里，吱吱喳喳的叫声也毫无乐感，何以让旅人感到些许快乐？难道我们应该永远把建造屋舍的乐趣让给木匠吗？在多数人的生活经历中，建筑有着多大的意义呢？我散步的时候，从未遇到过一个人，从事着为自己建造住屋这样简单而又自然的工作。我们都属于一个群体。并不仅仅是裁缝位列第九，牧师、商人和农人也不例外。这种劳动分工到什么程度才能有个了结？其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别人可以代替我思考；但倘若这种代替排除了我自己的思想，那就并非我所愿了。

不错，在我们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我至少听说有那么一位，他仿佛得到了上天的启示，一心希望使建筑装饰具有真理的本质，成为一种需要，进而呈现为一种美。从他的观点来看也许一点儿不错，但其实无非是比一般的浅尝辄止的艺术爱好者高明那么一丁点儿而已。作为一个感情用事的建筑学改革者，他首先从飞檐着手，而不是地基。这只不过是考虑怎样让装饰物包含真理的本质，就如同使每一个蜜饯李子里面都有一粒杏仁或葛缕子籽——我倒认为杏仁不加糖更有益于健康——而不是考虑居住者，也即住在住屋里面的人，如何把住所的里里外外真正建好，而让那些装饰物顺其自然。有哪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不过是外在的东西，皮毛而已？会认为乌龟具有带斑点的甲壳，贝类动物生有珍珠母的光泽，是和百老汇大街上的居民一样，得签份合同才能建造他们的三一教堂？然而，一个人和自己住屋的建筑风格没有什么关系，正如乌龟和自己身上的纹饰不大相干一样；同样，士兵也不必闲来无聊，试图把显示自己英勇无畏的色彩准确地涂画在旗帜上。敌人自会明了。等到考验到来的时刻，他可能会被吓得面容失色。在我看来，这样的人仿佛俯身于飞檐之上，胆怯地向居于屋内的粗莽之人说着半真半假的话，殊不知那屋内的人比他更通晓事理。我现在所领略到的建筑之美，我感觉都是由内向外逐渐延伸的，是从居住者的需要和品格中产生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源自某种下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感，丝毫不顾及外表；如果增添这种美感势在必行，无论是何种形态，那么之前一定已经有人们浑然不觉的、类似的生命之美存在。在画家眼里，这个国家最富有意趣的住所莫过于穷人们朴实无华的简陋木屋和村舍；住宅是居民生活的外壳，使这些住宅显得别具一格的并不仅仅是其表面特征，而是居民的生活；同样富有生趣的要算市民们建在郊外的箱形木屋，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有多么简单和惬意，可以任凭想象，而且他们也极少追求什么住宅的风格效果。建筑装饰大多徒有其表，这并非言过其实，九月的一阵大风就能把它们统统剥落，像借来的羽毛一样吹得踪迹全无，而主体部分却丝毫无损。不需要用地窖来储藏橄榄和葡萄酒的人也不需要什么建筑学。如果在文学中，人们也同样煞费苦心地追求文体修饰，如果《圣经》的创造者也和教堂的建筑师们一样，把大量心思花在飞檐上，结果会是怎样？纯文学和艺术，以及讲授这些学问的教授，就是这样产生的。的确，和一个人休戚相关的是，几根木条究竟是斜放在他上面还是下面，以及他的箱形住屋该涂成什么颜色。如果是他自己特地斜放这几根木条，并且涂上颜色，那还是具有某种意义的；但是，如果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那就无异于给自己做一具棺材了——也就是坟墓建筑学，所谓“木匠”，不过是“棺材匠”的别称而已。有人说，在对生活感到绝望或者漠不关心的时候，抓起一把脚下的泥土，就把房子涂抹成那种颜色吧。他头脑中想的是自己生命最后时刻那个狭窄的屋子吗？不妨抛一枚铜币来决定吧。他手里一定有大把的闲暇时间！你为什么要抓起一把泥土？最好把房子涂成你自己的肤色；让它为你而面色苍白或是两颊绯红好了。这不失为改进农舍建筑风格的创新之举！等你为我准备好了装饰物，我会欣然采用的。

入冬之前，我造好了烟囱，虽然房子原本也不会漏雨，我还是在四周加上了一层木板，木板是从圆木上砍下的第一层木头，多有瑕疵，主要是边材，我不得不用刨子把边缘修平整。

就这样，我拥有了一座严严实实、钉好了木板、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