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想法或学者般的思想，只是自吟自唱——

人们自诩博学多才，

可是，看啊！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全都插上了双翅；

只有吹动的风儿，

是他们知道的一切。

我把主要的木料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子和地板只砍去一边，其余部分的树皮统统保留着，这样一来，它们和锯出的木料一样直，而且也结实得多。这时候，我又借到了另外一些工具，在每一根木料上都仔细地凿出榫眼，并在桩上留了榫头。我每天在林中度过的时间并不很长；即便如此，我还常常带着黄油面包当午餐，中午时分，坐在自己砍下来的青翠松枝间读那份裹面包用的报纸，面包也浸染了松树的芳香，因为我的双手沾上了厚厚一层松脂。虽然我砍伐了几棵松树，但是还没等我完工，我就已经和它们成了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我对松树愈发亲近起来。我伐木的斧声有时会吸引来一位林中漫步的过路人，于是我们就站在砍下的木屑上愉快地攀谈起来。

我并不急于求成，只是尽力而为，因此到4月中旬才做好屋架，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简陋木屋，为的是利用现成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是个爱尔兰人，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据说他的小木屋盖得好极了，非比寻常。我去看那所木屋的时候他恰巧不在。我在外面四处走动，起初屋子里的人没有注意到，因为那窗子又深又高。房子很小，屋顶尖尖的，别的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房子周围垃圾堆得足有5英尺高，像是一堆肥料。屋顶虽然被太阳晒得翘了起来，而且变得焦脆，但仍然是最完好的部分。没有门槛，门板下面有一条信道，母鸡一年四季可以随意进进出出。柯林斯太太来到门口，让我到屋里去看看。我一走进去，母鸡也随着一涌而入。屋内光线很暗，大部分地面都是泥土，阴湿寒冷，潮腻腻，冷冰冰的，木板东一块西一块，经不起搬动。她点起一盏灯，让我看屋顶和墙壁，还有延伸到床下的木板，并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看上去那是个约摸两英尺深的土坑。用她的话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是好木板，窗户也是好的”——原先是两个方形的洞，最近只有猫从那里进出。屋子里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一个就在这木屋里出生的婴儿、一把丝绸阳伞、一面镀金框的镜子，还有一个崭新、式样别致的咖啡豆研磨机，钉在小橡木板上，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詹姆斯这当儿回到了家里，所以我们的交易很快就谈妥了。我当晚付给他们4美元25美分，他们明天早晨5点钟把房子腾空，而且不能再卖给别人，6点钟就归我所有了。他说，我最好还是早点儿到，省得有人在地租和燃料方面提出一些不明不白而且完全不合情理的要求。他让我尽管放心，这是唯一的麻烦。第二天清早6点钟的时候，我在路上遇见了他们一家人。一个大包裹里装的是他们全部的家产——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只是少了那只猫，它熘进森林，成了只野猫，后来我又得知，它踩上了捕旱獭的夹子，最终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上午，我就拆了木屋，拔除钉子，用小推车将木板运到湖边，摊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弯曲变形的木板晒干，恢复原状。我推着小车行走在林间小道上，一只早起的画眉时不时地为我送上几声啼鸣。一个名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别有用心地向我告密说，有个叫西里的爱尔兰邻居，趁我装运东西的间隙，把那些还能凑合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U形钉和大钉全都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我回来后跟他寒暄几句，他正站在那儿，一脸的满不在乎，昂着头，得意洋洋地看着那被拆毁的烂摊子；正如他所说的，已经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了。他在那儿是作为观众，把这件仿佛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渲染得如同众神从特洛伊撤离一般〔37〕。

我在一座小山的南坡挖了个地窖，一只旱獭曾经在那里打过洞，我挖去漆树和黑莓的根，还有植物在土壤最深处的痕迹，地窖有6英尺见方，7英尺深，一直通到细砂土层，这样一来，无论遇上怎样的冬天，土豆都不会被冻坏。地窖的四壁稍稍倾斜，没有砌上石块，不过因为阳光根本照不进来，所以沙土不会滑落。这项工作只花了两个小时。我特别喜欢这种破土动工的活儿，因为几乎在任何纬度，人们通过挖掘都可以得到稳定的温度。就是在城市里最豪华的住屋下面也可以找到地窖，人们依旧和过去一样把块茎植物储藏在里面，哪怕上层建筑消失许久之后，后人仍然能够在地面上发现它留下的凹陷痕迹。房子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门廊而已。

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时值5月初，我终于把房子的框架立了起来，其实，与其说需要帮手，倒不如说是利用这样一个好机会和邻居增进友谊。能够有如此品格的人〔38〕帮我立起屋架，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定会为树立起更宏伟的建筑添砖加瓦。7月4日，木板和房顶刚一完工，我就住了进去，木板的边缘处事先经过仔细削薄，相互搭接在一起，防雨完全不成问题；在铺木板之前，我在房子的一端打好了烟囱的地基，石块是我从湖边用双手抱上山来的，足有两车。秋天，我锄好地之后，就着手造烟囱，在此之前，还不需要生火取暖，那段时间，我一大早就在露天的地上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