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锦州电厂实习时，刘老师是实习队的的队长。刘校长来到锦州电厂看望实习队的师生，他的目光扫过台下静坐的学生，最终落在身旁那位头发花白却腰杆笔挺的老人身上。“同学们，这位是刘老师，”他特意加重了语气，带着难掩的敬佩，“刘老师很是了不起，他可是新中国第一部《汽轮机》教材的主编，在业界享有‘汽机大拿’的美誉。”

台下响起一片惊叹，刘老师却只是温和地摆摆手，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岁月沉淀的从容。那时的他，课上是讲解汽轮机原理的权威，课下却总爱拽着学生聊些课本以外的东西。

我至今记得校外实习的那个夏天。宾馆房间的空调嗡嗡作响，娄老师却摇着一把蒲扇，从楚汉相争讲到康乾盛世。他讲项羽乌江自刎时会拍着大腿惋惜，说“这匹夫，输就输在不懂变通”；讲康熙擒鳌拜时又眼神发亮，仿佛亲眼见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历史啊，就是台大机器，”他抿了口浓茶，“每个朝代都是个齿轮，咬合对了就转得顺，错了，就得出乱子。”

谁也没想到，这台运转了大半生的“机器”，会在晚年迎来一次剧烈的齿轮咬合。

刘老师七十岁那年，相伴四十多年的老伴走了。空荡荡的家里，连书架上那些历史典籍都显得落寞。女儿们隔三差五来探望，却总填不满屋子里的寂静。直到两年后，他认识了同样丧偶的周阿姨。

再婚的消息传开时，三个女儿先是错愕，随即便是隐隐的不安。但看着父亲脸上重新绽放的光彩——那种带着周阿姨去逛庙会时，像孩子般举着糖葫芦的笑，她们终究没说什么。

那几年的刘老师，像是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带着周阿姨走了很多地方，从长城的烽火台到西湖的断桥，每到一处都拍下照片，整整齐齐贴在相册里。他甚至重拾了搁置多年的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今朝有酒今朝醉”，笔锋里带着久违的洒脱。

变故是从刘老师八十岁那年冬天开始的。一场突发的脑梗让他半边身子动不了，卧床的日子里，曾经的意气风发渐渐被病痛磨蚀。起初，周阿姨和女儿们还能轮流照看，可当医生提到“身后事”和“财产”时，平静被彻底打破了。

争议的焦点是家属宿舍楼的那两间大房子。那是刘老师退休前单位分的福利房，后来房改时买了下来，房产证上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周阿姨觉得，自己照顾病中的刘老师尽心尽力，理应分得一间养老；三个女儿却红着眼眶反驳，“那是我妈跟我爸一辈子攒下的家当，凭什么给外人？”

争吵开始在家里频繁上演。有时是周阿姨和女儿们在客厅里压低声音争执，有时是女儿们围着病床，对着意识模糊的刘老师哭着念叨。刘老师清醒的时候，会用还能动弹的右手拍着床沿，含糊地喊“别吵了……都别吵了……”，可他的声音在尖锐的争执声里，轻得像一片羽毛。

不久，传来了刘老师离世的消息。我想起刘老师讲过的那些历史故事，想起他说“历史是台大机器”。原来再睿智的人，也未必能算准自己生命里最后那组齿轮，会以怎样的方式卡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