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白双龙姐姐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膝盖还疼着，纱布底下痒痒的，可我心里惦记着那架飞机——万一今天能抢到座位呢？我偷偷溜到大河泡，照例卷起裤腿下了水。温凉的河水浸过伤口时，我哆嗦了一下，但很快就适应了。我和其他孩子打水仗、捞鱼虫，把“不能沾水”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

三天后，伤口化脓了。

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纱布被黄绿色的脓液浸透，一碰就钻心地疼。妈妈揭开纱布时倒抽一口凉气，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街道卫生院跑。医生是个严肃的中年人，看了看伤口，摇摇头：“感染了，得清创。”没有麻药，他用镊子夹着棉球，一点点清理腐肉。我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别过脸去，手死死攥着我的胳膊。

清理完，医生给我敷上黄色的药布，又贴了厚厚的纱布，用胶布缠紧。“得养一阵子，千万不能再碰水了。”他说。

我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妈妈给我换药时，我都能看见那个伤口——从鲜红到暗红，从凸起到平复，最后留下一个新月形的褐色疤痕，像弯小小的月亮烙在膝盖上。很多年后，每当我洗澡时看见这个疤痕，就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大河泡，想起白双龙背我时硌人的脊梁骨。

腿好了以后，我瘸着又去了大河泡。

飞机残骸还在那里，孩子们也还在。白双龙依然霸着驾驶舱，看到我来，他动作顿了一下，没像以前那样得意洋洋地喊“起飞”，只是默默地攥着操纵杆，眼睛望着远处的水面。我依然抢不过他，只能在黄昏时分，等炊烟升起，等家家户户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声传来，才能爬上我的“宝座”。

那时吃饭是天大的事。可久里的傍晚，空气里飘着苞米碴子粥和咸菜疙瘩的味道。谁要是回家晚了，锅里的饭被兄弟姐妹抢光，那就只能饿着肚子熬一夜。所以一听到爹娘喊名字，连最霸道的白双龙也会骂骂咧咧地爬下来，拍掉身上的草屑，一溜烟往家冲。

只有这时候，整片河滩才是我的。

我小心翼翼地爬进驾驶舱，慢慢坐下。皮革座椅被一天的太阳晒得温热，触感粗糙，却有种奇异的实在感。我学着白双龙的样子，双手紧握操纵杆，身体微微前倾，眼睛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河泡。风从没有玻璃的驾驶舱缺口灌进来，拂动我汗湿的头发，远处工厂下班的汽笛声传来，在我听来却像是发动机的呼啸。我轻轻晃动身体，假装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抬头、离地——脚下的土地仿佛真的在震颤。

肚子饿得咕咕叫，那声音快盖过我脑子里的“飞机轰鸣声”，可我舍不得。比起饿肚子，能当一会儿“飞行员”才是最要紧的事。

“庆柏——回家吃饭了——”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暮色。

我装作没听见，把身子伏得更低，眼睛眯起来，想象自己正在云层之上。

直到一个身影出现在草丛边。是爸爸。他脸上带着温和的责备，却从不大声骂我，只是伸出手：“走，回家吃饭。”

我牵着他的手往家挪，心思还拴在那架飞机上，小步子磨磨蹭蹭：“爸爸，大河泡里咋有飞机啊？”

爸爸低头看我，笑了笑：“从天上掉下来的。”

“啥时候掉的呀？”

“在你妈怀你的时候。”爸爸说，眼睛望着越来越深的夜色。

“那飞行员呢？”我仰起脸，“他跳伞了吗？”

爸爸停下脚步。我们站在土路中间，远处，飞机残骸在最后一抹天光里只剩下漆黑的剪影，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爸爸的嘴唇动了动，喉结滚动了一下，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没说话，牵着我继续往前走。

夕阳把我们父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落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随着我们的步伐一颤一颤。

后来我又问过爸爸很多次关于飞行员的事。我问飞行员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飞机为什么会掉在大河泡，他跳伞后还活着吗。爸爸每次都含糊其辞，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啥”。但他的眼神总会飘向远方，飘向大河泡的方向，那里面有些我那时看不懂的东西。

后来我也长了点力气，可还是抢不过白双龙。他像一株扎根在驾驶舱里的树，而我永远是需要等待阳光的苔藓。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可久里，上了中学、中专和大学，坐过了真正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看过真正的云海。

可我一想起童年，最先涌上来的总是大河泡的水汽味，湿漉漉的，带着铁锈和青草的腥气；然后是狗尾巴草穗子扫过小腿的痒；最后一定是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是白双龙攥着操纵杆时绷紧的下颌线，还有我心里那句从来没说出来的话——要是我有《骄傲的将军》里的力气，该多好啊。

而每次与那张心仪已久却总是失之交臂的座椅擦肩而过时所产生的深深遗憾，则化成了一种对力量的渴望，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拼命地撸铁锻炼，拼命地读书学习，拼命地长大，仿佛只要长得足够高、足够壮，就能回到那个夏天，把白双龙从驾驶舱里拽出来，自己坐上去，握住命运的操纵杆。

很多年后的一次中学同学会上，我见到了白双龙。他开了个修车厂，膀大腰圆，手上都是油污和茧子。喝酒喝到满脸通红时，他搂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

我愣住了。

“你学习好，老师总夸你。”他打了个酒嗝，“我那时候就想，我要是像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