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在学习写作知识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了关于叙述的“人称”问题。他逐渐明白，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叙述，都必然存在一个叙述的“主体”，也就是叙述人。

这个叙述“主体”，经过仔细推敲和分析，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作者本人或者作者假借的那个“我”所代表的人物。换句话说，所有的叙述，本质上都是作者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读者进行的一种陈述。

当作者选择“直”的方式时，他会直接以自己的身份出现在叙述中，直接与读者交流，将自己的观点、感受和经历传达给读者。这种方式使得叙述更加真实、直接，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真实存在和情感。

而当作者选择“隐”的方式时，他会刻意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虚构的人物或角色来进行叙述。这样一来，读者可能会更容易沉浸在故事中，与虚构的角色产生共鸣，但同时也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推测和理解作者的意图和观点。

无论是“直”还是“隐”，作者都是通过叙述来与读者建立联系，传达信息和情感。这种叙述的“人称”问题，不仅涉及到叙述的方式和风格，更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叙述的时候会使用“我”、“你”、“他”等不同的人称。其中，“我”直接出现的叙述方式被称为“第一人称”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就是作者本人，这种情况在真实性文体中比较常见，例如一般的记叙文、散文、报告文学、史传文学、一般的论说文以及应用文等。比如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黄宗英的《大雁情》、孙犁的《芸斋琐谈》等文章中的“我”，都代表着作者本人。另一种情况则是，“我”虽然在叙述中扮演着主体的角色，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这种叙述方式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运用，比如鲁迅的《孔乙己》，其中的“我”（酒店小伙计）仅仅是一个从旁边叙述故事的人物，与作者毫无关系。而在《一件小事》中，“我”（勇于自省的知识分子）虽然带有作者自身的一些影子，但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

这种后一种用法实际上是对“第一人称”叙述的一种发展和变通。之所以要从真实走向虚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手段营造出“我即作者”的印象和错觉，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高度真实的表现效果。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更容易产生共鸣和代入感，仿佛作者就在眼前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无论是单数形式的“我”还是复数形式的“我们”，都具有许多独特且不可替代的优势。

首先，这种叙述方式着重描绘的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感受，这使得故事显得异常真实。读者能够透过“我”的视角，亲身体验到各种情节的发展，仿佛置身其中一般。这种真实感能够极大地增强读者对故事的代入感和情感共鸣。

其次，“我”直接参与到事件当中，所有的情节都经过了“我”的眼睛的“折光”。这意味着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带有“我”的主观色彩和个性特点，使得文章具有鲜明的“个性”。读者可以通过“我”的独特视角来了解故事中的世界，感受到“我”的情感波动和思考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故事的内涵和意义。

此外，“我”直接面对读者进行陈述，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能够缩短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给人一种较为“亲切”的感受。读者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故事，而是与“我”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仿佛在与一个真实的人对话。这种亲近感能够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故事中的观点和情感，增强故事的感染力。

然而，在使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时，也需要注意充分发挥这些优势。有些文章虽然采用了“我”的叙述方式，但“我”在故事中的作用却非常小，甚至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物或“摆设”。这样的写法会削弱“第一人称”的优势，使故事显得平淡无奇。因此，在写作过程中，要确保“我”在故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让“我”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第一人称”叙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要求作者只能描述自己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情，对于那些并非自己所闻所见的内容，比如他人的密谈、人物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细致活动等，就无法进行描写。此外，第一人称叙述也难以捕捉到人物内心世界的具体活动。

相比之下，“第三人称”叙述则是作者隐去自我，以客观的“他”（或“他们”）来称呼人物的一种叙述方式。虽然表面上看，这种叙述的“主体”是“他”，但实际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暗示了隐身于背后的“我”的存在。因此，在选择叙述的“立足点”（或“观察点”）方面，“第三人称”叙述与“第一人称”叙述并无本质区别。

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第一人称”叙述中，“我”直接参与到文章中，而在“第三人称”叙述中，“我”则退居幕后，不直接介入文章的情节发展。“我”只是从旁叙述，就像电影中的画外解说一样，并不直接露面。在任何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文章里，作者的“自我”其实都隐藏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就拿鲁迅的《药》《风波》，茅盾的《春蚕》《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作品来说吧，它们都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