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需要去证明的观点或主张。它就像是一座灯塔，为整个论证指明了方向，解决了“证明什么”的关键问题。

而“论据”，则是用来支持论点的材料或证据。它就像是建造灯塔的砖石，为论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解决了“用什么来证明”的重要问题。

最后，“论证”则是将论点和论据有机结合起来的过程，它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和组织，展示了如何从论据推导出论点，解决了“怎样证明”的核心问题。

这三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议论”过程。

“论证”根据其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立论”和“驳论”。

“立论”是一种以充分的“论据”从正面直接“证明”自己“论点”的议论形式。它就像是一场正面的进攻，通过有力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直接确立自己的观点。

而“驳论”则是一种以有力的“论据”反驳论敌“论点”从而“以破为立”的议论形式。它更像是一场防守反击，通过对对方观点的批判和反驳，间接确立自己的观点。

无论是“立论”还是“驳论”，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证明”。“立论”是从正面、直接地进行“证明”，而“驳论”则是从反面、间接地进行“证明”（反证）。

因此，就“论证”方法而言，“立论”和“驳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都需要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都需要有充分的论据支持等等。也就是说，它们在论证过程中存在许多共同的基本方法。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论证方法之外，“驳论”自然也有其独特的反证方法。

“论证”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是“归纳”论证。这种方法是从众多的“个别”事例中总结归纳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结论。例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有过一段非常着名的表述：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愦》；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段话运用了所谓的“归纳”论证方法。司马迁通过连续列举八个事例，包括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周易》、孔子遭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而赋《离骚》、左丘明失明后编撰《国语》、孙膑被砍去膝盖骨后撰写《兵法》、吕不韦被贬谪蜀地而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禁在秦国而创作《说难》《孤愤》等，最终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凡是能够垂名后世的人，都是身处“逆境”、情意“郁结”、“发愤”着述之人。

同样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着名论断，也是通过对众多历史事件和现实情况的观察、分析和总结得出的。而叶永烈在《为科学而献身》一文中，一连征引了科学史上的六个事例，如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的刀光剑影下，仍坚持研究几何问题，最终惨遭杀害；哥白尼在宗教迫害的阴影下，坚持提出“日心说”，为科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等，以此论证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们，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是科学”的论断。这种论证方法就是“归纳”论证，它通过对多个具体事例的归纳和总结，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归纳”论证，用途极广。它的论证形式最“典型”的表述是从“个别”到“一般”；但有时在实际运用上却往往有所“变化”,先说“结论”，再举“事例”(或举完“事例”后再重复“结论”予以强调),因而有人把它又叫做“例证法”,实际上,“例证法”只是这种“归纳法”的一个“变体”,其精神实质完全相通。

“演绎”论证。即从“一般”性结论“演绎”出一个“个别”的论断。 如《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极为着名的论述: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段话的后一部分就是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小前提”，这都是“已知判断”；“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则是“结论”，是“演绎”出的一个新的“判断”。这是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推理形式。

“演绎”论证有时也可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这种“演绎法”也应用得十分广泛。

“类比”论证，也被称为“比喻”论证，是一种通过讲述故事或打比方的方式，将相似的两件事物进行比较，从而由“此”及“彼”，自然而然地得出新“结论”的形象论证方法。这种论证方法是从“个别”（特殊）到“个别”，也就是从一个具体的事例推导出另一个具体的事例。

例如，杂文《现代史》整篇都运用了这种“类比”论证的方法。作者通过讲述一些具体的故事和比喻，将不同的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进行类比，从而揭示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和内在联系。这样的论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