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之，下必从之。一时间，崇尚享乐之风遍及整个社会。

宋代崇尚享乐，与经济的发达是分不开的。与其他中国封建朝代不同的一点是，在宋代，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受到批判，商人地位提高了。宰相韩琦曾说：“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这与视商业为“末技”的传统思想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而比较激进的叶适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公然为商人翻案。商人地位大为提高，乃至于南宋临安中流行这么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在宋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十万户的大城市就超过了十个，宋代的人口统计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也就是有城市户口的人），这种城乡人口的划分方法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而更让人惊异的是，公元965年，宋朝建立刚刚有五年时间，便下诏开放夜市，这意味着，从唐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宵禁令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唐代，城市分成很多坊，每个坊上都有门，到晚上击鼓，每坊必须关门，天亮之后方可大开。这便是宵禁。宵禁期间上街行走叫作犯夜，要笞二十。晚唐词人温庭筠有一次犯夜，遭到巡夜兵丁凌辱，连牙齿都被打掉了，可见当时宵禁令执行之严格。

宋代的夜市开放时间很长，有的据说可以开到四更天，几乎已经是通宵营业了。夜市的开放，为宋代人提供了更多的娱乐时间和空间，也意味着中国人从此多活了十二个小时。

宋代的城市生活之丰富多彩，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描述：

京师的酒楼门口都扎着五彩门楼，进入店门，通过一百多步的主廊，南北天井两廊都是小阁子，晚上的时候，灯烛辉煌，上下相照。妓女们浓妆艳抹，聚集在楼上，等待酒客呼唤。（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而酒店的服务更是花样繁多：

酒客进去喝酒之后，会有街坊的妇女腰系青花布手巾，挽着高高的发髻，自动来为酒客换热水、斟酒，俗称“焌糟”；还有一些贫民看到穿着华贵的公子哥进入酒馆，就自动上前供使唤，帮公子买东西、叫歌姬、取送钱物之类，俗称“闲汉”；又有临时上来给酒客换热水、斟酒、唱歌、献果子、送香药的，俗称“厮波”；还有一些下等的歌姬，不请自来为酒客献唱，酒客临时用些小钱物打发，俗称“礼客”，也叫“打酒坐”；还有一些小贩，卖点花生水果之类，不管客人要与不要，上来就散在桌上，然后要钱，俗称“撒暂”……（参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

酒馆里都有包间，“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同上）

酒店菜式丰富，孟元老列出了百味羹、头羹、乳炊羊、炒兔、炒蛤蜊等数十味，想来也足够老饕们大快朵颐了。

汴梁市井之繁华，至今我们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都可以窥见一二。

平时尚如此繁华，到节日，汴梁更是美不胜收。

《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为我们展示了元宵节汴梁那些巧夺天工的花灯：

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词赞叹宋代元宵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绝非虚言。

宽松的文化政策、发达的城市经济、注重享乐的社会风气，成了催生宋词之花开放的肥沃土壤。在宋代，即使是平民，很多都能吟几句词。

宋徽宗时，一年正月十五观灯，皇帝命令赐观灯百姓每人一杯酒，一个女子趁机把酒杯偷走了。卫士把她押到皇帝面前，询问原因，女子说：“贱妾与丈夫一同游玩失散了，蒙恩赐酒，回去之后面带酒容，又未与丈夫同归，怕公婆责骂，因此想拿金杯作为凭证。”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女子即席吟诵自己作的《鹧鸪天·月满蓬壶灿烂灯》为证：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徽宗听后大悦，便将金杯赐予女子。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三百年的大宋王朝，能出现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辛弃疾等伟大的词人了。因为从宋代建立开始，诗歌的精灵就已经把自己埋藏在这块肥沃的土壤里，孕育，发芽，等待和风细雨，等待在红尘中，开出一朵鲜艳的花。

优裕中的忧郁词人晏殊

有身份的人跟没身份的人写东西显然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不管不顾，一发不收，前者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地位角色，万不可想唱就唱。晏殊的很多词技艺精湛、感情深醇，但却始终感觉作者有些欲言又止。晏殊词就像蒙着面纱的女子，隔着一层，总是矜持。

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唐末五代时大臣专权的情况再次出现，在官制改革上可谓煞费苦心。为了避免宰相专权，北宋在宰相之下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又以枢密使、三司分割宰相职权；州郡行政长官由文官担任，地方官吏也由皇帝任免。这样一来，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但是过分集中的权力使很多官员无所事事，乃至于宰相往往也是饱食终日，悠游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