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厄尔和我翻拍的第一部片正是《阿基尔，上帝的愤怒》。怎么可能是其他片嘛。当时我们十一岁，那部片我们看过大约三十次，到了能背出所有对白，甚至能背出部分德语台词的地步。有时在课上，当老师问我们问题，我们会把电影中的桥段拿出来演。厄尔尤其喜欢这招，如果他不知道问题答案的话。

内景　沃茨尼斯基太太教的五年级课-白天

沃茨尼斯基太太：厄尔，你能说出地球分为哪几层吗？

厄尔的眼珠快掉下来了。他费力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沃茨尼斯基太太：我们从最里层说起吧。什么是……

厄尔：Ich bin der groBe Verr?ter.

（字幕：我是伟大的叛逆者）

沃茨尼斯基太太：唔。

厄尔：Die Erde über die ich gehe sieht mich und bebt.

（字幕：我行于大地之上，大地见我，颤抖不已。）

沃茨尼斯基太太：厄尔，你能跟全班讲讲你是什么意思吗？

厄尔（瞪眼凝视全班同学）：呃。

沃茨尼斯基太太：厄尔。

厄尔（站起身，手指着沃茨尼斯基太太，对着大家开口说道）Der Mann ist einen Kopf gr?Ber als ich。DAS KANN SICH ?NDERN.

（字幕：那人比我高出一个头。此事并非定局。）

沃茨尼斯基太太：厄尔，请坐到走廊去。

后来有一天，为了录他自己的讲座，我爸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些电脑专用编辑软件。我们不知道详情，我们只知道详情很无聊。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摄像技术走进我们的生活，是有理由的——我们必须翻拍《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中的每个镜头。

我们本以为一下午绰绰有余，谁知道“翻拍”整整花了三个月，而且上文的“翻拍”一词指的是“翻拍影片前十分钟，然后甩手不干”。正如一脚踏进南美丛林的沃尔纳·赫尔佐格，我们面临着几乎难以想象的各种艰辛与挫折：我们一次次不小心洗掉录好的镜头，一次次忘了摁下录像钮，或者摄像机一次又一次没电。我们也弄不清楚如何操作照明和录音。事实证明，部分演员（多数情况下是格蕾琴）要么无法念好台词，要么不时出戏或者挖鼻孔。与此同时，我们的演员班底通常只有三个人——如果必须有人扛摄像机的话，演员就只有两名。拍摄地点设在弗里克公园里，跑步和遛狗的人不仅时不时闯进镜头，还会跟我们搭话，结果害得事情更加不可收拾。

问：你们是在拍电影吗？

答：谁说的。我们明明是在筹办一家中等价位的意大利餐厅。

问：哈？

答：逗你玩呢。我们当然是在拍电影。

问：是部什么电影？

答：是一部讲述人类多么愚蠢的纪录片。

问：能让我出镜吗？

答：如果不让你出镜，那我们不是犯傻吗？

除此之外，片中的道具与服装简直难以复制。厄尔在头上顶了一口锅，显得极为荒唐——我们也找不到看上去跟大炮或利剑相仿的道具。老妈不许把家什带到公园去，但我们并没有乖乖地听话，结果被罚一个星期禁用摄像机。

整个拍摄过程也蠢到家了。我们先是奔赴树林，却根本记不起自己在拍哪个场景；如果记得要拍的场景，我们又偏偏记不起台词，记不起所用的拍摄手法，或者记不起角色如何走位。我们会尽力依葫芦画瓢拍一会儿，只可惜一番辛苦都付之东流。接着我们回家准备写写计划，最终却又一头扎进了吃午餐或看片一类的杂事。等到把拍摄的内容传到电脑上，我们总能发现漏拍的地方，拍出来的场景看上去也不堪入目：灯光一团糟啦，对话听不清啦，镜头抖得厉害啦。

就这样鼓捣了好几个月，我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进度多么拖沓。拍出总共长达十分钟的镜头后，我们甩手不干了。

紧接着，我爸妈非要见识一下我们拍出的电影。

那堪称一场噩梦。整整十分钟，厄尔和我毛骨悚然地盯着屏幕：屏幕上，我们手中挥舞着纸卷芯与水枪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装模作样的德语，完全不理睬身边乐呵呵的跑步者、拖家带口的人、牵比格犬的老头和老太太。我们早已心知片子惨不忍睹，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旦经老爸老妈亲眼见证，那部片似乎又糟了十倍。放映途中，一些过去漏掉的蹩脚的地方也被我们找了出来，举例来说，片子没有过硬的情节；我们忘了配乐；镜头里常常空无一物；格蕾琴活像只宠物一样紧盯着摄像机；厄尔显然没有记住台词，而我的脸上永远永远永远挂着好似智障一样的表情。最糟糕的是，我爸妈都装出一副爱死了那部片的模样。他们不停地夸奖片子多么骄人，我们的表演多么精彩，他们对我们的成就又是多么难以置信。面对屏幕上那堆傻到家的垃圾，我父母居然还真满口啧啧赞叹呢。

总之，他们把我跟厄尔当成三岁小孩哄了。我真想亲手自我了断，厄尔也一样。不过我们只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后来，我和厄尔垂头丧气地溜回了我的卧室。

内景　我的卧室-白天

厄尔：该死，逊毙了。

格雷格：我们真矬。

厄尔：他妈的，我比你更矬。

格雷格（竭力扮出跟厄尔一样漫不经心的派头：人家厄尔才十一岁，嘴里说出“他妈的”却半点也不刻意）：呃，见鬼。

厄尔：他妈的。

爸爸（画外音，从门缝里传来）：伙计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