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来说这消息是太过分的调味；他自己没看见，但他的大儿子带着一支老猎枪加入了我们，他儿子所在的那组帮助过路易斯和其他五个同伴冒着弹雨渡过一条河，他肯定路易斯几乎是刚上岸就受了伤，还没来得及进入最近的丛林。那些山里人已经上了山，他们对山路最熟悉不过，在一起的还有两个路易斯的同伴，晚上会带着多余的武器和一些弹药赶到。

“中尉”又点上一支烟，出去安排宿营，熟悉一下新来的人；我呆在廷蒂身边，他的生命在缓缓消失，几乎没有痛苦。这就是说，路易斯死了，烤羊羔味道好极了，到晚上我们就有九个或十个人了，又有了继续战斗的弹药。真是绝妙的消息。这就好像一种冷漠的疯狂，一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加以增援，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只是为了一把抹去未来的希望，剥夺这一荒唐行动的存在理由，以一个消息加上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它的终结。在山洞的黑暗中，我努力让烟卷燃烧的时候久些，感到此时此刻容不得我就这么接受路易斯的死亡，只能把它处理得好像是行动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保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一点“中尉”和所有人都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接过指挥权，到达山区并继续前进，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我记得自己闭上眼，那个异象在记忆中再次浮现，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他的脸递给我，而我两只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求求你，路易斯。”等我睁开眼的时候，“中尉”背着身在看廷蒂，后者急促地喘着气。我听见他说刚刚有两个山里的小伙子加入了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和炸甘薯；一个药箱；正规军在东部的山丘中迷了路；五十米外有一眼甘泉。但他没看我的眼睛，嚼着烟叶好像在等我说点儿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之后的事好像一个混乱的空洞，血液离开了廷蒂，廷蒂离开了我们。山里人自告奋勇去埋葬他，我留在洞里休息，虽然里面全是呕吐和冷汗的味道，很奇怪我忽然想起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我人生中的转折之前，从那以后我便离开祖国赶到几千公里之外，赶到路易斯那里，登陆到这个岛上，这个洞里。我计算着时差，想象在这个时候，星期三，他刚来到他的诊所，把礼帽挂上，看一眼邮件。这不是幻觉，我不由回想那些年中，我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密不可分，交流政见、女人和书籍，每天在医院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那么熟悉，而且那不仅仅属于他，也是我当时世界的一部分，如同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少不了他夸张的品评），我中午和值班医生共进的咖啡，我的读物，我的电影和我的理想。我自问我的朋友会怎么看待这一切，路易斯或我，仿佛看见回答写在他的脸上（不过这是发烧造成的，应该服奎宁）。一张神情自足的脸，被优越的生活、优选的善本和所向披靡、声誉远播的手术刀所蒙蔽。他甚至不必张口对我说“我觉得你的革命不过是……”完全没必要，只能如此，这些人无法接受一种变化来揭穿他们言行背后的真实理由，那些廉价和定时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摊的仁爱，与同类相处的天真，沙龙里的反种族歧视：“那姑娘怎么能嫁给个黑白混血人，切”，离不开年度分红和节庆广场彩旗飘飘的天主教信念，中间道路的文学，不外乎限量发行版加银饰马黛茶壶的民俗学，官吏奴才们的会议，或迟或早无可避免的愚蠢的灭亡（奎宁，奎宁，又是哮喘）。可怜的朋友，我难过地想象他像白痴一样捍卫着那些虚假的意义，正是这些将毁掉他，便是再侥幸也将降临在他儿女一代。他捍卫封建主的所有权和不受限制的财产权，而他自己只不过拥有一家诊所和一处精心打理的房子而已；他捍卫教会的准则，而他妻子布尔乔亚式的天主教信仰却迫使他在情人们那里寻找慰藉；当警察关闭了大学，查封了出版物，他还在捍卫名义上的个人自由。他捍卫是出于恐惧，对变革的恐惧，出于怀疑主义和不信任，这些在他可怜的失落的祖国是唯一存活的神祇。我在想这些的时候，“中尉”跑了进来，冲我大喊路易斯还活着，刚刚截住了一个与北部联系的交通员，说路易斯活得比谁都结实，已经带着五十个老乡上到山区的高处，还把一个营的正规军堵截在洼地，缴获了所有的武器。我们像傻子似的抱在一起，说的那些话在事后很长时间里都让人又气恼又害臊，却也成为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些和吃烤羊羔以及前进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并且不断进展的事。那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不敢对视，用同一根木柴点烟，眼睛直直地盯着木柴，擦着眼泪，要知道烟雾催泪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

剩下就没有太多可说了，天刚亮，我们队伍里的一个山里人领着“中尉”和罗伯特来到保罗和三个同伴呆的地方，“中尉”托住双臂把保罗举了起来，因为他的双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坏了。这下我们有了二十人，我记得保罗以他肆无忌惮的方式一把将我抱住，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也没忘叼着烟卷：“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能赢。”我为他的双脚打上绷带，漂亮极了，小伙子们拿他开玩笑，因为看上去活像是在试穿雪白的新鞋，说他哥哥一定会批评他这样不合时宜的奢侈，“那就让他批评好了，”他开玩笑地说，像个疯子一样抽着烟，“要想批评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