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材料看，她符合这些条件，她是生物学博士，自己做了深入研究。”

“但我们需要设计全新的K因子用于预防，我们从未研究过这种疾病的K疗法，也没有设计这种K因子的经验，”陆小路担忧，“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问题，即使设计出K因子，剂量怎么定？疗程多久？副作用未知，如果干预无效，她在此期间发生癌变怎么办？”

“这正是挑战所在，”唐顺也担心，“我们需要利用教授的假说来设计全新的方案，最大的问题我的理论暂时定义为假说，尽管这个假说已经在几种肿瘤治疗得到充分验证。”

杨平调出数据模型：“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我们已经积累肿瘤方面的数据，现在不过是将它应用于癌前病变，根据艾琳娜的tIm表达谱，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温和调节方案’，使用最低有效剂量的tIm调节剂，辅以微环境调节和代谢调节。目标是降低系统紊乱度，而不是清除已存在的病变细胞。”

“如何评估效果？”宋子墨问，“肿瘤治疗的评估标准是缩小或消失，预防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杨平在白板上写下：

预防性调节的评估维度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系统稳定性指标：tIm表达波动性降低，身份相关基因表达谱趋于正常。

病理逆转指标：腺瘤数量减少或消退，萎缩性胃炎改善。

突变累积速率：循环肿瘤dNA中突变丰度增长放缓。

生活质量指标：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维持正常工作生活。

长期终点：延迟或避免癌症发生

“这需要长期随访，”唐顺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艾琳娜愿意。”杨平展示她的邮件。

陆小路提出问题：“如果方案失败，她发生癌变，我们是否要承担责任？”

“方案中会明确：这是科研探索，不是标准治疗；她随时可以退出，转回标准治疗；我们会提供最严密的监测，一旦发现癌变迹象立即干预。”杨平回答，“而且需要全程跟踪评估。”

讨论持续两个小时。

支持者认为，这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宝贵机会；担忧者认为，风险太大，一旦失败可能损害整个假说的信誉。

最后杨平做总结：“我知道风险，但如果我们永远只在安全的范围内验证理论，就永远不会突破。艾琳娜不是被动的患者，她是主动的探索者，她用自己的身体为医学的未来探路。我们应该尊重这种勇气，用最严谨的科学、最周密的方案、最人性的关怀，与她同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种实验性治疗的风险可控，至少我这么认为。我对我的假说有信心。”

投票结果：9票赞成，3票反对，1票弃权。

方案通过。

三天后，艾琳娜·沃尔科娃坐在了三博研究所的会客室。她有一头深棕色长发，灰蓝色眼睛，手指修长，那是小提琴家的手。与她同来的还有曼因斯坦教授。

“谢谢您同意见面，”艾琳娜的声音平静而清晰，“我读过您所有的论文，特别是那篇《作为对话的医疗》。那篇文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不是与疾病作战，而是与身体对话，我认为这一定是医学未来的方向。”

杨平点头：“您的小提琴演奏，本身也是一种对话，与乐器、与音乐、与听众的对话。”

“正是如此！”艾琳娜的眼睛亮了，“当我演奏时，我不是控制小提琴，而是与它对话。我施加压力，它反馈声音；我调整姿势，它改变音色。最好的音乐时刻，是我和小提琴融为一体，仿佛它是我身体的延伸。”

她向前倾身：“我认为治疗也应该这样。医生不是修理身体的技师，而是与身体对话的伙伴。身体发出信号——疼痛、不适、检查异常；医生回应信号——诊断、治疗、调节。最好的治疗时刻，应该是医生和身体协同工作，共同恢复健康。”

杨平惊讶于她的表达，这正是他试图阐述却总觉得词不达意的核心理念。

“所以您拒绝手术，不是因为恐惧？”

艾琳娜接过话，“医生说：‘你的结肠有问题，切掉它。’这就像小提琴的G弦总是跑调，不是调整它，而是直接拆掉。也许音准暂时好了，但乐器已经残缺。在你的理论没有出现之前，这是唯一的选择，你的理论出现之后，我为什么不试试新的理论，万一成功了呢？而且我仔细研究过，即使失败，这种失败也是我能够承受的。”

她停顿了一下：“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理想主义，但当我读到您的理论，细胞身份系统、tIm、调节而非攻击，我看到了对话的可能性。也许我们可以调整我的细胞，而不是切除我的器官。”

杨平向她详细解释了方案：基于她的tIm表达谱设计的个性化调节剂，辅以代谢调节和微环境优化，每月一次输注，配合严密监测。目标是稳定细胞身份系统，使腺瘤自然消退或至少不进展。

“整个过程，我们会实时监测您身体的响应，”杨平调出监测计划，“血液、组织活检、影像学，还有您自我感受的记录。我们需要您的身体告诉我们，调节是否起效，剂量是否合适，方向是否正确，这一切在摸索着进行。”

艾琳娜笑了：“就像调音，您调节我的细胞，我的身体反馈音准变化，我们再一起微调。”

“正是这样。”

“那么，”她伸出手，“让我们开始这场对话，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会成功。”

杨平与她握手。

对于癌前病变的治疗与癌的治疗思路是一样的，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