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调节理论与K疗法是想通的，它的理念无疑是先进的。但是杨平的理论仅仅是假说，要用实验来验证绝非易事，他的K疗法就是这种假说理论的实践，但仅仅几种肿瘤的治疗还不够，还不能说明这种理论的普适性。

杨平决定将这个理论应用在其它非肿瘤的患者，但是要想应用没这么简单，必须要能够对该疾病现有的一些医学理论进行融合和沟通，所以对非肿瘤患者的病例选择极其严格。

曼因斯坦教授就从柏林打来电话。

“教授，我可能找到了验证你理论的最佳病例。”曼因斯坦在电话那头神色严肃，“一个27岁的女性，林奇综合征。”

杨平立即坐直了身体，林奇综合征——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综合征，患者携带dNA错配修复基因的胚系突变，一生中罹患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胃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极高。这是一种从系统层面就存在缺陷的疾病：全身细胞的dNA修复能力先天不足，导致突变累积，最终引发癌症。

的确，这是绝佳的病例。

“她还没有患癌，”曼因斯坦继续说，“但基因检测显示她携带mSh2基因的致病突变，结肠镜发现数十个腺瘤性息肉，胃镜发现早期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全是癌前病变。按照标准指南，她应该立即接受预防性全结肠切除和定期内镜监测。”

“但她拒绝了手术，”杨平猜测道，“想尝试新方法？”

曼因斯坦调出患者的完整病历，“她是一位小提琴家，刚签约欧洲一个顶级交响乐团。手术和后续恢复会严重影响她的职业生涯。更重要的是……”他顿了顿，“她听到你的理论之后想尝试，即使失败，她也无所谓，那个时候再考虑传统疗法不迟。”

“她想尝试K疗法在其它疾病的应用？”杨平问。

“对，她想尝试的是你文章里提到的‘调节系统，预防错误’。”曼因斯坦语速有点快，“她读了你在《医学》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包括那篇哲学论文。她说：‘如果你们真的找到了与身体对话的方法，我想成为这个对话者。’”

杨平沉默片刻：“但K因子目前只用于已确诊的癌症，而且是针对tIm过表达的肿瘤。她的情况不是很适合，如果进行治疗，完全是实验性的。”

“她的结肠息肉活检显示，所有腺瘤细胞都异常高表达tIm-F家族成员，而且表达模式很不稳定，有些细胞高表达，有些低表达，正是你提到的‘身份状态混乱’。”曼因斯坦调出单细胞测序数据，“更关键的是，她的正常结肠黏膜细胞，tIm表达水平也显着高于健康人，且呈现波动。”

杨平的眼睛亮了：“这意味着她的整个结肠上皮细胞的身份系统都处于不稳定状态？”

“我们初步是这么认为的，dNA修复缺陷导致突变累积，突变可能干扰了细胞身份维持相关基因的表达调控，导致tIm系统紊乱。紊乱的系统更容易被进一步劫持，就像安保系统漏洞百出的建筑，更容易被非法占据。”

“所以你认为，”杨平快速思考，“如果我们能在癌变前调节这个不稳定的身份系统，恢复其稳定性，也许就能预防癌症发生？并且治愈这种疾病。”

“这就是她想验证的。”曼因斯坦点头，“而且她愿意成为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定期活检、血液监测、全身多组学分析，甚至植入式传感器监测局部微环境变化。”

杨平深吸一口气，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用调节方法干预癌前状态，目标是预防而非治疗；患者年轻，没有晚期癌症患者的紧迫性，但要求更高，不仅要有效，还要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

不过这种疾病的确非常适合将K疗法从肿瘤往外拓展，因为它目前处于肿瘤和非肿瘤的中间状态，如果能够成功，将成为将K疗法向非肿瘤领域推进的铺垫。

“我需要和团队讨论，”杨平说，“这是一个完美的验证案例，如果调节真的能预防癌症发生，那将比治疗已形成的癌症意义更大，也进一步验证我的假说是正确的。”

“我三天后带她来南都，”曼因斯坦说，“她的名字叫艾琳娜·沃尔科娃，俄裔德国人。顺便说一句，她同时也是分子生物学博士，研究方向就是细胞命运决定，所以她完全理解其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电话挂断后，杨平在办公室静坐了十分钟。

然后他打开《黄帝内经》，翻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两千年前的文字，此刻读来字字千钧，里面透出的理论是如此先进，与他发现的假说不谋而合。

当天，杨平将自己团队成员召集起来。

杨平简要介绍艾琳娜的病情：27岁，mSh2突变，多发腺瘤，拒绝预防性手术，要求尝试系统调节的K疗法。

然后开门见山：“是否对这位尚未患癌的林奇综合征携带者使用基于调节理论的干预方案，目标是预防癌症发生？”

“标准治疗是手术，”宋子墨首先发言，“她拒绝标准治疗，选择实验性干预，这在伦理上是允许的吗？”

唐顺思考片刻说：“前提是：第一，她完全知情同意，理解标准治疗的利弊和实验性干预的风险；第二，实验性干预有合理的科学依据，不是盲目尝试；第三，她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或信息不对称而做出选择。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