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秦法虽严，却给了我们这些寒门子弟出路。我父亲原是赵国的佃农，被贵族盘剥得无立锥之地。秦统一后，按照秦法，我们分到了土地，只要努力耕作，按时缴纳赋税，就能安稳度日。去年我还凭着耕作之功，被评为‘力田’，得到了官府的赏赐！”

青年的话引起了周围几位百姓的附和。一名妇人说道：“是啊，以前我丈夫在赵国当兵，打仗立功也得不到赏赐，如今秦法规定，军功不论出身，我儿子在军中斩杀一名敌兵，就被授予了公士爵位，分到了一顷田地，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林深又前往楚国的旧都郢城。楚国向来崇尚 “巫风”，贵族势力盘根错节，百姓们对秦法的抵触情绪更为强烈。一名老贵族打扮的人在街头私下抱怨：“商君之法，简直是毁我礼乐！我楚地向来‘刑不上大夫’，如今秦法却要‘一断于法’，贵族与庶民同罪，这是何等荒谬！我祖上传承的封地被官府收回，改为郡县，这是要断我宗室根基啊！”

话音刚落，一名正在搬运货物的平民便反驳道：“大人此言差矣！以前你们贵族霸占大片土地，我们百姓无田可种，只能忍饥挨饿。如今官府收回封地，按户口分给我们土地，我们才有了活路。秦法面前人人平等，这才是公道！”

老贵族气得脸色发白，却不敢再多说 —— 秦法规定，“诽谤新法者，弃市”，他若是再多抱怨，恐怕就要招来杀身之祸。

在郢城的官署，林深见到了负责推行新法的官吏李离。他是商鞅当年提拔的官吏后代，对新法有着深厚的感情。李离对林深说道：“老丈有所不知，六国遗民对秦法的抵触，多是因为习惯了旧制。楚地百姓以前随意迁徙，不事耕作，依赖渔猎为生，如今秦法要求‘重农抑商’，强制百姓定居耕作，自然会有不满。但只要坚持推行，假以时日，他们定会明白新法的好处。”

李离的话并非空谈。林深在郢城郊外看到，许多原本荒芜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百姓们虽然对耕作的约束颇有怨言，但看到庄稼长势喜人，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一名正在田间劳作的农夫说道：“刚开始确实不习惯，不能随意打猎捕鱼，还要按时缴纳赋税。但如今粮食够吃了，家人也不用再受贵族欺压，日子比以前安稳多了。”

离开郢城，林深前往齐国的临淄。齐国商业发达，百姓们对秦法 “重农抑商” 的政策抵触最为强烈。临淄的市井里，许多商铺都半掩着门，商人脸上满是愁容。一名盐商说道：“以前齐国盐铁自由买卖，我们虽要向贵族缴纳赋税，但利润丰厚。如今秦法实行盐铁官营，我们只能从官府手中进货，利润被大幅压缩，日子越来越难了！”

但也有小商贩受益。一名卖蔬菜的小贩说道：“以前齐国大商人垄断市场，我们小商贩只能被他们欺压。如今秦法规范了市场秩序，禁止垄断，统一了物价，我们小商贩也能公平竞争，生意比以前好做多了！”

一路走来，林深深刻感受到，商鞅新法的利弊，取决于不同的立场与阶层。对于旧贵族和依赖特权的人来说，新法是剥夺利益的枷锁；对于底层百姓和寒门子弟来说，新法是改变命运的阶梯；对于商人来说，新法既有约束，也有保护。而秦朝统治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如何在坚持新法核心的同时，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利益，化解抵触情绪。

第三章 儒生辩法 儒法之争

秦朝统一后，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思想与以商鞅新法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产生了激烈碰撞。儒生们指责商鞅新法 “刻薄寡恩”，违背 “仁义礼乐”；法家则坚持 “以法治国”，认为儒家思想 “迂腐无用”。这场争论，不仅关乎思想正统，更关乎秦朝的治国方向。

林深来到咸阳的博士官署，这里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儒生、方士，他们时常与法家官员争论治国之道。这天，博士淳于越正与廷尉李斯激烈辩论。

淳于越身着儒衫，手持《诗》《书》，高声说道：“昔者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商君之法废弃古法，不遵礼乐，虽能强一时，却不能长久安天下！”

李斯反驳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商君观时变，立新法，使秦国由弱变强，最终统一六国，此乃万世之功！儒生们抱残守缺，言必称三代，不知时变，若依其言，废除新法，恢复分封，天下必将重蹈战乱覆辙！”

淳于越怒道：“商君之法，以刑杀为威，以苛政为能，百姓畏法而不感恩，天下虽定，民心未服！儒家倡导仁义礼乐，以德化民，方能使百姓心悦诚服，天下长治久安！”

李斯冷笑一声：“仁义礼乐能止战乱吗？能让百姓富足吗？六国之时，儒家盛行，却未能阻止诸侯争霸、百姓流离。商君之法虽严，却能让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功，官吏清廉，社会有序。若弃法治而用儒术，不过是自寻死路！”

两人争论不休，周围的儒生和法家官员也纷纷加入，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林深站在一旁，看着这场跨越百年的儒法之争，心中感慨万千。商鞅新法的核心是 “以法治国”，强调严刑峻法、中央集权，确实能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但也缺乏人文关怀；儒家思想倡导 “仁义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