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方士惑君求长生

公元前219年，泰山封禅的礼乐余音尚未散尽，我坐在返回咸阳的龙舟上，望着滔滔东去的黄河水，心中却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占据。统一六国后，我定帝号、废分封、统一度量衡、修驰道、筑长城，创下了前无古人的功业。但越是站在权力的顶峰，越是恐惧死亡的降临——我担心自己毕生心血打造的大秦帝国，会在我死后分崩离析；更不甘心就此告别这万里江山，无法亲眼见证大秦万世基业的辉煌。

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被一群投机取巧的方士所利用。齐人徐福上书，称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住着仙人，手中握有长生不老之药。我本对鬼神之说半信半疑，但对长生的渴望终究战胜了理智，当即下诏，拨给徐福数千童男童女、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种子，命他率领船队东渡求仙。

徐福出发后，我满心期待着他能带回长生之药。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徐福始终杳无音讯。我心中焦躁不安，却并未放弃求仙的念头。此时，另一位方士卢生又进言：“仙人好隐匿，陛下欲见仙人，需远离尘嚣，不与外人接触，这样仙人自然会现身。”我对此深信不疑，随即下令在咸阳附近修建了数百座宫观，并用复道、甬道将它们连接起来，自己则在宫观之间秘密往来，行踪不定。同时，我下令严禁任何人泄露我的行踪，违者立斩。

为了讨好我，卢生等人又伪造了许多所谓的“仙书”，其中一句“亡秦者胡也”让我大惊失色。我当即认定“胡”指的是北方的匈奴，于是下令蒙恬再次率军北击匈奴，修筑万里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谶语中的“胡”，指的竟是我的儿子胡亥，而我却被方士们的谎言误导，做出了劳民伤财的决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福、卢生等人的谎言逐渐暴露。公元前212年，卢生等人自知无法找到长生不老之药，又害怕被我降罪，便带着我赐予的财物偷偷逃跑了。他们还在背后诋毁我，说我“刚愎自用”“贪于权势”“不可为求仙药”。

得知真相后，我怒不可遏。我觉得自己的一片痴心被愚弄，帝王的威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盛怒之下，我下令在咸阳城内大肆搜捕方士和儒生，最终抓获了四百六十余人。我认定他们都是妖言惑众、诽谤朝廷之徒，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在咸阳城外的骊山脚下，这便是历史上着名的“焚书坑儒”。

如今回想起来，“焚书坑儒”确实是我晚年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当时的我，被愤怒和对长生的执念冲昏了头脑，不仅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儒生和方士，还严重破坏了文化传承。虽然我最初的本意是为了打击异端邪说、巩固思想统治，但这种极端的手段终究不得人心，反而加剧了百姓对朝廷的不满，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在求仙问药的同时，我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骊山陵墓。这座陵墓自我继位之初便开始动工，历时三十余年，动用了七十余万民夫。陵墓规模宏大，“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我希望自己死后，依然能够享受帝王的尊荣，守护着这片我亲手统一的江山。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座耗费了无数民力的陵墓，不仅没有让我得到永恒的安宁，反而成为了百姓苦难的象征。为了修建陵墓和长城，朝廷每年都要征调数百万民夫，导致大量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许多家庭因此家破人亡，百姓们怨声载道，反抗的种子在暗中悄然萌发。

第八章 严刑峻法失民心

晚年的我，变得越来越多疑、暴躁，对权力的掌控欲也达到了顶峰。我认为，要维护大秦帝国的统治，必须依靠严刑峻法，让百姓们不敢有丝毫反抗之心。因此，我下令修订秦律，将法律变得更加严苛。

秦朝的法律本就以严酷着称，经过我晚年的修订，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弃灰于道者黥”，仅仅是将灰烬倒在道路上，就要被处以黥刑；“盗采人桑叶者，赃不盈一钱，耐为隶臣”，偷盗他人桑叶，价值不足一钱，就要被处以耐刑，罚为隶臣；甚至连“偶语诗书者弃市”，私下谈论儒家经典，都要被斩首示众。

除了严苛的刑罚，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也沉重得让百姓难以承受。为了支撑庞大的军队、修建长城、驰道、陵墓等工程，我下令加重赋税，百姓们需要将收获的大部分粮食上缴朝廷，自己只能勉强糊口。而徭役更是让百姓们苦不堪言，每年都有大量的青壮年被征调去服徭役，他们远离家乡，在繁重的劳动中受尽折磨，许多人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

我的高压统治，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帝国的稳定，但也激起了百姓们的强烈反抗。公元前210年，我第五次东巡，途中经过泗水郡时，看到路边有许多因逃避徭役而流亡的百姓，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那一刻，我心中隐隐感到一丝不安，但常年的帝王生涯让我早已习惯了用强权压制一切，我并没有意识到，百姓的怒火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会引发燎原之火。

在东巡途中，我还遇到了一件让我十分在意的事情。当时，我率领船队经过钱塘江，突然遇到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