胄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胪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5﹞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被罢免。﹝6﹞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7﹞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帝,他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8﹞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一千米。但是这一千米,也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一千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宫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尔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商国事,但在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历史上则已经是一百六十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9﹞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