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可以不受监察官的批评。后者显然又为文官们制造了违反成宪的口实,引起猛烈反对。皇帝的朱笔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议,要求监察官明白练兵的重要,责成他们“和衷共济”,并把他们对蓟州防区的巡视限为每年一次；对谭纶和戚继光则希望他们“稍宽以文法,乃得自展”。﹝84﹞事实上,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85﹞

蓟州军开始训练,就接受了优厚的财政接济以购买军马、制造火器及战车。﹝86﹞这种和其他军镇的不平等待遇,惹来了大量的反感。接着又有一连串的矛盾跟着产生,诸如北兵和南兵的摩擦、军职的继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争执、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的冲突。张居正了然于这些情况,在他写给谭、戚两个人的私人信件里,再三叮咛他们务必谦恭退让,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继光说,“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他们“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所以“务从谦抑,毋自启侮”。﹝87﹞有一次蒙古部队打算犯边,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俺答却放弃了原来的企图,下令掉头北撤。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张居正看来完全是由于谭、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踌躇不前；然而邻近的两镇却把功劳据为己有。张居正虽然认为这种冒功邀赏可笑而且可耻,但是他却通知谭纶,他已经以皇帝的名义承认了这两镇的自我吹嘘。他也不让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纠缠争辩。他要求谭纶在奏折中不仅不要争功,反而要把功劳归于其他二镇,使他们“嚼舌愧死”。﹝88﹞

张居正这种做法,表面上是损己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但是仔细研究,却仍是有阴有阳,无助于矛盾的根本解决。哪怕是谭、戚二人表现出无以复加的谦抑,各镇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决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内阁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来则在一明一暗之间有亲有疏,褊袒更多。以后反对张居正的人认为蓟州练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资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谭纶病死,从此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年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他还生怕这短期的离职引起戚继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继光,接任蓟辽总督的将是梁梦龙。信上说：“孤之此行,甚非获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阙矣。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89﹞梁梦龙字鸣泉,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他在万历一朝的事业,也赖张居正的提拔为多。张居正这样倾肠相告,自然使戚继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学士的江陵之行,戚继光派出了一整连的鸟铳手作为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作为象征式的仪仗,同时也表示了首辅和蓟州戚帅关系之密切。兹事前后,蓟州总兵官的传骑携带各种文件和信件不断来往于首辅私邸,这更使他们的反对者在日后清算张居正的时候,有所借口,甚至指斥他们图谋不轨了。

戚继光在蓟州创造的战术,可以称之为“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要对这种战术作出评论,必须顾及他所受到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当时,现代化的武器传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质又极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来自南方的旧部,为数约一个旅左右。他把这一个旅的兵力作了适当的配置,并以此为全军的核心,以防御蒙古的十万铁骑突然来袭。

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

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的车厢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八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十五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厢,所以又称“偏箱车”。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90﹞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三尺至七尺不等,口径则小于两寸,从炮口装入铅弹。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为两千尺。﹝91﹞通常这种火炮以及辅助火炮的鸟铳都在战车上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二十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十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十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二十五尺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92﹞

其他步兵部队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砍斫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93﹞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三千人,步兵四千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