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朱熹和王阳明的是非长短,由于李贽的剖析争辩而更加明显；即使是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和戚继光,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也因为有李贽的著作,使我们得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机会。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注释

﹝2﹞《续焚书》页11。

﹝4﹞袁中道著《李温陵传》,见《焚书》卷首页4―5。

﹝6﹞《焚书》卷3页130；类似的自评又见此书卷2页50。

﹝8﹞《焚书》卷1页10、37、卷3页105、卷6页232。

﹝10﹞《焚书》卷1页10,卷3页85―86。

﹝12﹞《焚书》卷2页52、卷4页42。参看朱谦之著《李贽》页2。

﹝14﹞《焚书》卷1页30、36、40、卷2页46。

﹝16﹞《焚书》卷6页232。此诗曾由萧公权译为英文,载《明代名人传》页809。

﹝18﹞《焚书》卷3页84。

﹝20﹞参看何著Ladder of Success。

﹝22﹞朱谦之著《李贽》页29。

﹝24﹞李贽的家族对之施加压力,虽无直接的证据,但从现存的族谱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族谱手稿的笔迹出于多人,最早的在1606年,为李贽去世后四年。可见修谱的工作在李贽晚年已经进行,表示了他这个家族为巩固内部团结而作的努力。族谱的发现及情况见《李贽的家世》,载《文物》1975年1期页34。

﹝26﹞《焚书》卷1页25。

﹝28﹞《焚书》卷2页16、82、卷4页182,附录卷2页269；《续焚书》卷1页8、11、19、26。

﹝30﹞李贽的交游中,如刘东星、周思敬、顾养谦、梅国桢、李世达,官居漕抚、侍郎、总督、都御史,见《焚书》卷2页57、66、69、73、77、82。

﹝32﹞de Bary对这一问题曾有所批判,见Self and Society,页5―8。

﹝34﹞《焚书》卷4页143。

﹝36﹞《明儒学案》卷35页7―8。可参看《明史》卷221页2253。《明史》对李贽的记载多不正确。

﹝38﹞容肇祖著《李卓吾评传》页11；《焚书》卷4页143。

﹝40﹞《焚书》卷1页27、37、卷4页150、182―183；《续焚书》卷1页29、卷2页26―27；容著《李卓吾评传》页13。

﹝42﹞《焚书》卷4页185。参看《四友斋丛说摘钞》卷176页8。

﹝44﹞《续焚书》卷1页11、卷2页59。容肇祖认为李贽在1582年后始专心写作,见《李卓吾评传》页12。

﹝46﹞《焚书》卷1页30。

﹝48﹞《焚书》卷首页7。

﹝50﹞这是胡适的意见。见MacNair,China,页230。参看de Bary,Sourcesof Chinese Tradition,页479―502。

﹝52﹞《朱子全书》卷43页2―3。

﹝54﹞中国的道学家通常有这样的误解。笔者在评论倪元璐时曾经指出,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页438。

﹝56﹞《朱子语类》。

﹝58﹞见《近思录》陈荣捷英译本序言。

﹝60﹞颜钧其人其事,见《明儒学案》卷32页1、卷34页1―2、18、28；de Bary,Self and Society,页178―179、249―250。耿定向的信及李贽的复信见《焚书》增补卷1页260―263。

﹝62﹞《明儒学案》卷32页4。中国的传统观念,常常以师生传授或地理区域等条件作为划分学派的依据,实际上并不能确切表示其学术思想的异同,这一情形在王学中尤为显著。

﹝64﹞唐君毅对这一点有详尽的解释,见de Bary,Self and Society,页103―105,亦见《传习录》陈荣捷英译本。

﹝66﹞王学的这种缺点已为黄宗羲、顾炎武所指出,现代中外学者如陈荣捷、Charles Hucker、Joseph Levenson也都有所论述。

﹝68﹞王畿的“良知”与“意念”,可参看《明儒学案》卷12页2、7。对此关系作出确切阐述的有唐君毅,见de Bary,SelfandSoci‐ety,页114。很多哲学家因为这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