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午后，阳光透过宗祠别院的雕花窗棂，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院角那株百年紫藤正盛，淡紫色的花穗垂落如瀑，却压不住空气中悄然升腾的紧绷。万温然坐在上房的梨花木圈椅里，指尖摩挲着茶盏边缘的冰裂纹，目光扫过面前站着的两人——二孙子万恭玉一身挺括的藏青色中山装，领口风纪扣系得严丝合缝，眉宇间带着国民党特派员特有的审慎；重孙子万全海则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卷到小臂，露出腕上一道浅浅的伤疤，那是他在北平时工厂组织罢工被巡捕棍打的痕迹。

“全海，你说说，这‘共产主义’到底是要做什么？”万温然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带着长辈特有的威严，却没了往日对孙辈的温和。他将茶盏轻轻放在八仙桌上，瓷杯与桌面碰撞的脆响，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万全海往前半步，腰杆挺得笔直：“太爷爷，共产主义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饱饭、能有衣穿，让工厂的工人不再被资本家压榨，让地里的农民能有自己的田。就像去年李家坡的佃户老李家，交完地租连糠麸都不够吃，他儿子冻饿病死的时候，才六岁——这不是命苦，是这世道病了，共产主义就是来治这病的。”

话没说完，万恭玉便轻轻咳了一声，语气带着几分不以为然：“全海，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国民政府正在推行土地改革，只是需要时间。你说的苦，是战乱留下的疮疤，不是制度的问题。倒是你们共产党，动辄搞罢工、闹暴动，把工厂搅得停了产，工人没了活计，难道就能吃饱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整齐的《中央日报》，展开在桌上，“你看这上面写的，上个月上海纱厂罢工，最后是资本家关了厂，两百多工人流落街头，这就是你要的‘让工人有饭吃’？”

万全海的脸瞬间涨红，上前一步指着报纸：“叔，那是资本家故意刁难！他们宁愿关厂也不肯涨半分钱工资，工人每天干十四个小时，挣的钱连买红薯都不够！我们组织罢工，是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是要毁了工厂！就像咱自家的绸缎庄，要是掌柜苛扣伙计工钱，太爷爷您难道会看着不管？”

“放肆！”万恭玉猛地拍了下桌子，茶盏里的茶水溅出几滴，“拿家里的绸缎庄和工厂比？简直胡闹！国民政府是国家机器，要维持社会秩序，你们这是在破坏秩序！去年北平学生游行，说是要‘反内战、反饥饿’，可你们知道吗？前线的士兵还在饿着肚子抵抗共军，后方却有人在街头闹事，这不是给国家添乱是什么？”

万全海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抵抗？叔，您说的抵抗，是国民党军队先对解放区发起进攻！老百姓早就不想打仗了，去年我去乡下送传单，老农拉着我的手说，再打下去，地里的苗都没人种了。您是国民党的特派员，可您见过河南灾区的流民吗？他们啃树皮、吃观音土，有的人家连孩子都卖了，这就是您说的‘维持秩序’？”

万温然皱着眉，抬手制止了两人的争执：“恭玉，你先听全海把话说完。”他转向太孙子，语气缓和了些，“全海，太爷爷知道你心善，见不得人受苦。可共产党要推翻现有的政府，发动暴动，这要是真成了，咱万家这百年的家业，不就没了？”

“爷爷，家业重要，可老百姓的命更重要！”万全海的声音软了些，却依旧坚定，“咱万家的绸缎庄，前些年也雇过伙计，您待他们不薄，可别的商家呢？城东的张记布庄，伙计做错一点事就被打骂，年底连工钱都拿不全。共产党不是要毁了家业，是要让所有像张记伙计那样的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就像您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和共产主义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万恭玉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全海，你还是太年轻，被共产党的宣传骗了。他们说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你看看解放区，粮食都被充了公，老百姓连吃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国民政府虽然有不足，但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迟早能实现天下大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别等到将来，后悔都晚了。”

“三民主义？”万全海反问，眼神里满是疑惑，“叔，您说的三民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可这些年，您见过哪个地主把地分给农民了？您见过哪个资本家节制过自己的欲望？去年咱县的王县长，借着抗战的名义搜刮民财，家里的金条堆了半间屋，这就是您要维护的‘三民主义’？”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从民生说到制度，从乡村说到城市，声音渐渐拔高。万恭玉拿出自己在中央军校的毕业照，说自己是为了“救国救民”才加入国民党；万全海则掏出工人送他的粗布袜子，说这是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阳光渐渐西斜，透过窗棂的光斑移到了墙上挂着的“忠孝传家”匾额上，那四个烫金大字，在争吵声中显得格外刺眼。

万温然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水早已凉透。他看着眼前剑拔弩张的叔侄，忽然叹了口气：“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道理归道理，日子是老百姓过出来的。恭玉，你在南京待得久，没见过乡下人的苦；全海，你在工厂待得久，没见过政府维持大局的难。”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万全海腕上的伤疤上，“但有一条，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要是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就是没道理。”

院子里的紫藤花被风吹得轻轻晃动，落下几片花瓣。万全海看着爷爷，忽然想起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