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是我的错。但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不能怪洛厄尔。那时候才五岁的我已经很会编故事了。但我编故事只是想逗大家开心而已。我只是会给一个本来很无聊的故事添油加醋，我是绝不会直接撒谎的。可他们却经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喊狼来了的小女孩，爸爸之前这么叫过我。

我越找，洛厄尔就越生气。“别告诉别人，”他说，“听到了吗，露丝？我说真的。你要是说了，会给费恩惹麻烦的，我也会恨你。我会恨你一辈子。我会告诉所有人你是个骗子。答应我你一个字也不会说。”

我真的是打算保守这个秘密的。因为我被洛厄尔会恨我一辈子这个诅咒吓坏了。

但我天生就不会保守秘密。这也是费恩可以做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之一。

几天之后，我想进门费恩却不让我进去。这又是一场她的游戏，一场简单的游戏。尽管她体型比我小，但她跑得比我快，力气也比我大。我一从她身边走过，她就伸出手来抓住我，把我扯回去，力气很大，我觉得肩膀都快脱臼了。她却开心地哈哈大笑。

我哭了，大喊着叫妈妈。费恩轻轻松松就能赢过我，让我又气又不甘心地哭。我告诉妈妈费恩把我弄伤了，不过这是常有的事，而且我伤得也不重，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们在一起就是又打又闹，直到有人受伤；这是家人相处的方式。妈妈们都会告诉自己的孩子，孩子之间相互打闹受伤很正常，而且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时妈妈们都会很生气，而不是关心孩子们的伤势。

但我接下来却说我害怕费恩。

“你怎么会害怕费恩呢？”妈妈问我。

然后我就把小猫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然后我就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

然后费恩就被送走了。

7

回到审讯室，这段记忆就像让我经历了一场暴雨。那天下午我并没有把事情全都记起，没有我现在说的这么详细。但我把主要的部分都记起来了，奇怪的是，想起这段记忆后我就不哭也不发抖了。我不饿也不冷，不需要律师，不需要洗澡也不需要吃三明治。相反，我的意识异常清醒。我再也不能活在过去了，我必须活在现在。我开始冷静下来专心思考，洛厄尔需要我，其他事情都得靠边站。

我想说话。

我捡起那只球潮虫，它的身体又紧紧地缩在了一起，缩成了一个球，就像安迪·高兹沃斯手下的艺术品。我把它放在审讯室桌子上我吃剩下的金枪鱼旁边，因为我觉得最后我被放出去的时候洛厄尔不会想让我把虫子留在那里。这对虫子来说算是双倍福利了。这里不是任何生物的家。

我的计划就是对警察讲我去奶奶家的故事——讲爷爷奶奶和他们看的肥皂剧，讲蹦床和小蓝房子里的男人还有那个被捆得像火鸡一样的女人——就只是用更大的词讲而已。摹仿、叙事、叙事过度——我将不只讲述这个故事，还会添上我自己的评论。我将仔细剖析这个故事。而且我会在每次警察问完问题我装作要回答的时候讲这些故事，让警察以为我马上就要说实话了，马上就要讲到重点了。我的计划是一种邪恶的顺从。

对这一套我早就见过无数遍了。小时候洛厄尔可是个绝地大师。

但那个审问我的警官再也没出现过。靠！他就跟魔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反倒是来了一个无精打采的女人，她的屁股很大，她跟我说我可以走了，对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可不能这么做。我跟着她走出大厅，走进外面的深夜里。我看到头顶上有飞机正朝着萨克拉门托机场飞去。我跪下来把那只小虫子放到草地上。我被关了大约八个小时。

吉米、托德和托德的妈妈都在等我。他们告诉我洛厄尔没有被抓。

是其他人被抓了。

前一天晚上，因为这学期结束了，我想早点睡觉以示庆祝，与此同时，以斯拉·梅茨格闯进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他当场就被抓住了，他要撬锁、切断电源、重排电路信号，这些工具不在他手上拿着就在他腰上挂着，声音很大。他被抓之前已经成功打开了八个笼子。在之后的报纸上，匿名工作人员描述称猴子因为人类的突然入侵而受到了精神创伤。另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猴子们叫得很惨烈，最后只能给他们注射镇静剂。这则新闻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就是：大多数猴子都不愿意离开笼子。

一名女共犯仍在潜逃。她开走了以斯拉的车，不然以斯拉也可能成功逃走。

不，不可能。这名女共犯太无情了。

1996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刚刚成立了比较医学研究中心，并将该中心作为沟通医学院和兽医学院的桥梁，这样就可以将所有需要在动物身上做的传染性疾病研究合并在一起。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研究疾病控制，具体有瘟疫、猿猴免疫缺损病毒、库鲁病以及其他人兽共患病，比如猴子传染给人的马尔堡病毒。两名苏联实验室研究人员分别感染了马尔堡病毒的事例在当时的影响还很大。理查德·普莱斯顿的畅销书《高危地带》仍然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报纸上从来没报道过这些实验室，连提都没提过。以斯拉的预审悄悄地开始了，他们认为以斯拉并不是在恶作剧，以斯拉可能会带来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危险。

七年后，也就是200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竞标建一座生物防卫实验室，实验过程中猴子会被注射炭疽、天花和埃博拉病毒，但当时在工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