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眼里。我没有等到他应答就推开门快步走入。自信是解决这种局面的方法。

“有些事情我需要……”

“真见鬼！”他大吼着打断了我。他正用力拉开一罐昂贵咖啡的厚铝箔盖——不是诊所的标配，是从家里带来的——他转身时，棕色的液体溅在了咖啡柜的表面。

“该死的，你就不能敲门吗？”

我不确定自己之前是否见过满面怒容的人，但是我现在见识到了。我感觉仿佛被他语气里的攻击性和怒意扇了一耳光。

“我敲过了。”我咕哝着，“对不起，我去拿块布来。”

“我会处理的。”他厉声对我说。他从桌上的盒子里抽出一些纸巾，“一块湿布只会让它更糟。”

“至少没有洒在地毯上。”我试图让声音听起来轻快些，“为洒了的咖啡哭泣是没有用的。”[1]

“你想干吗？”他瞪着我，样子像个陌生人。冷漠。疏远。完全没有往日天然的魅力与热情。我烦躁不安，神经紧绷。我不能现在去跟他讲我和阿黛尔一起喝咖啡的事情。现在他没心情听。我记不起上一次我什么都没做就把人惹得如此生气是什么时候了。这是他的另一面吗？一个想法慢慢滑入我的头脑，这就是阿黛尔要隐瞒友情的原因？

“我想来看看你是否需要我倒咖啡。”我说着，试图昂起头挺直腰。“但我看到你全都搞定了。”我转身僵着步子走出屋，静静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我能做的也只有冲出他的房间，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是当我坐下的时候，我气得浑身发抖。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怎么敢那样跟我说话？怎么敢那样恐吓我？

不论我对和阿黛尔喝咖啡的事情有多愧疚，都在我的怒火中消散了。再说，我跟大卫又真的发生过什么吗？一个愚蠢的亲吻，就是这样而已。日子一天天过去，它变得更像是一场从未真实发生过的梦境。一场白日梦。而且阿黛尔和我很可能会在某种情况下遇见，比如圣诞派对之类的地方。所以如果我已经偶然地遇见过她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我说的没错吧。”苏说，她经过我的办公桌，放下那杯被我遗忘的茶。“别放在心上。你知道男人的德行。他们内心全都是暴躁的孩子。”她斜倚过来，“尤其是长得好看又被惯坏了的。”我大笑起来，尽管他对我的态度仍然很让我受伤。

低下头，路易丝。我在启动电脑、开始工作的时候告诉自己。继续做你的工作吧。不管怎样，你再也不会收到阿黛尔的消息了，而大卫只是你的上司。

下午霍金斯一家来了。显然病人（22岁的安东尼·霍金斯）并不想来这儿。他的父母是恬淡寡欲的中上层阶级人士，年纪接近六旬，身上融合了多种气味：昂贵的粉底、古龙水、香水。他们衣着考究，男士穿西装，女士穿高档的衬衫和裙子，佩戴珍珠首饰，但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到疲惫。我领着他们去了候诊室，一间像高级会所里的客厅般的屋子。她坐进一张靠背椅中，在边上歇息。她的丈夫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大声对我道谢。尽管他做出一副自信过头的亲切模样，但是他没比他儿子好到哪儿去，他们都不愿意来这儿。

安东尼·霍金斯很瘦，太瘦了。他在抽搐，眼里充满了某种原始的防御性的怒意，似乎思绪很不稳定。他的眼神飘忽不定，像儿童玩具上的眼睛，轻微地摇动着，似乎并没有聚焦，至少没有聚焦在我们其他人能看到的东西上。他完全没有在看我。即便我没有事先知道他是个海洛因吸食者，也不难猜出来。安东尼·霍金斯是典型的吸毒上瘾的孩子。他看起来情绪快爆发了，我能分辨出主要还是恐惧。不过我还是保持了距离。恐惧和暴力之间毫无障碍，对要上法庭的病人，我总是更加谨慎。

“我不想来做这个。”在他喃喃低语时，大卫出来把他叫进了办公室。“我才没有什么该死的毛病。”安东尼·霍金斯说话带着标准的公立学校口音。“你父母可以等在外面。”大卫说。他态度温和但坚定，脸上看不出任何之前的坏情绪，但是仍然没有看我一眼。“不过是一小时而已，不会伤害到你。”他略微耸耸肩，朝安东尼露出他令人放下戒备的迷人微笑，“希望这能帮你远离监狱。”安东尼这时将注意力转向他，那双警惕又紧张的吸毒者的双眼充满怀疑，但是他跟在他身后走着，就像被判刑的人走向绞刑架。

随着他们身后的门被关上，我看到霍金斯太太的肩膀垮了下来，假装出来的力气不复存在。我替她感到难过。不管安东尼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都给他父母带来了很大伤害，而不久以前，他还只是个像亚当一样的小男孩。在他母亲眼里，他可能仍然还是个小男孩。我给他们泡了茶，用的是给客户的瓷器，而不是员工的马克杯，并告诉他们马丁医生德高望重。我没有说他一定会帮上他们的儿子，我们不能给出承诺，但是我想说些什么安慰他们。我可以在另一个女子眼中看到感激，仿佛她正将我的话按在胸口好让自己安心。

这个不可靠的世界让我想到亚当，一瞬间母性发作，我突然担心起他可能会在学校或者在放学后的俱乐部里遇上问题。诊所电话一直占线，我翻开包查看了一下手机，没有未接电话——当然，一切照旧——但是，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阿黛尔发的。噢真见鬼，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呢？

要是你明天不上班的话，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我想我们可以去健身房？那里有桑拿房和游泳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