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我从两难中解救出来，那位执行官让每个人起身。我深吸了一口气，庆幸有人打断了我的思绪。法官进来了，吩咐大家坐下来，那位执行官护卫我母亲去陪审席与其他穿橙色衣服的人坐在一起。

　　书记员叫“在拘人员”入庭，我倾听着法官与律师之间来回的对话，那位律师是一位女性公共辩护律师，负责所有四位被告。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高中辅导员去世时，我参加过的一场天主教的葬礼弥撒。牧师和教民念了多次连祷文，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死记硬背的陈述显得单调乏味。

　　法官说：“你的名字是……你是住在……你了解你的权利吗？律师，你的当事人了解对其的指控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放弃进一步宣读控告。”

　　“那你们希望怎样进行下去？”

　　“法官大人，我们放弃第八条的听讯，直接要求我的当事人具结悔过被释放。”

　　法官便会设定保释金额，让每一个犯人进行选择，交付高额的保释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者低额的保释金——甚至没有保释金——前提是他们同意遵守法官提出的一些条件。

　　轮到妈妈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他们还是反复进行那套程序，法官设定了三千美元的保释金，但他接着说出了第二个选择。“纳尔逊女士，你可以付三千美金获得保释，但如果你保证在未来的所有审讯中露面并且遵守如下规定：与你的律师保持联系，遵纪守法，不私藏不消费酒，戴上酒精监测手镯，那么也可以不交这三千美金被释放。但对酒精的任何使用都将让你重回监狱。你明白这些条件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母亲说，看起来完全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可怜角色。

　　“就这样。”

　　妈妈拖着脚走回穿橙色衣服的那队人里，她们所有人现在都站起身来，朝通往监狱的门走去。妈妈经过时，瞪了我一眼，宛如美杜莎的注视。“来监狱保释我出去。”她低声说。

　　“可是妈妈，法官刚刚说——”

　　“别跟我吵。”她生气地低声说道，离开了法庭。

　　“她回来了。”我喃喃低语道。我走出法庭，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思考该往哪边转弯，左边去监狱见我母亲，右边去开我的车。法官说她可以离开。我听见了。她只需要不喝酒。一种不好的感觉在我全身涌动，就像被蛇咬了一口而中毒。我斟酌着我的决定，最终向左转，否定了离开的冲动。

　　进入监狱后，我把我的驾照交给防弹玻璃后的一位女士，她指引我去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扇玻璃窗户将我与他们要带我母亲去的小隔间隔离。几分钟后，他们带我母亲去了小隔间，她现在没有戴手铐和脚镣。她坐在玻璃窗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拿起墙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电话拉到我脸边时我做了个鬼脸，想象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我之前对着那部听筒说话。它有些黏。

　　“你付了保释金吗？”

　　“你并不需要我付保释金。靠你自己就能出来。法官说了。”

　　“他说如果我戴那个监测的东西才能出去。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

　　“但你可以不花钱就出来，你只是不能喝酒。”

　　“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她说，“你有足够的钱。你能救我出来，就这一次，行吗？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妈妈，我的钱刚刚够应付这学期。我不能——”

　　“老天在上，我会还你钱的。”

　　现在我们进入自己的连祷文模式了。我满十六岁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镇里的一家加油站换油。我拿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衣服和一块滑板后，妈妈大发雷霆，狂暴得让楼上的邻居们打电话给了房东和警察。等她平静下来，她强迫我开一个储蓄账户。由于十六岁的人没法独自开户，他们也把她的名字写了上去。随后的两年里，每当她没法支付房租或她的车需要修理，她就从那个账户借钱——总是空泛地承诺说她会还给我，但从没还。

　　我满十八岁那天，用自己的名字独自开了账户。由于没法直接拿到我的钱，她不得不转换策略，从偷窃转为敲诈，毕竟，住她的房子，吃她的食物让她有权从我的账户勒索数百美元。于是我开始每周从总收入拿出一些，把钱藏在阁楼隔热材料下面的一个罐子里——我的大学基金咖啡罐。妈妈老是怀疑我藏了钱，但她从来没办法证明这一点，她从来没找到过。在她心中，我偷偷藏起来的几个钱增长了十倍。再加上我的助学贷款和得到的一些助学金，在我母亲看来，我的保险柜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

　　“我们不能找个保释担保人吗？”我问，“这样你就不用付整整三千美元。”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想到那一点吗？你认为我很蠢？我没有担保品。没有担保品，他们不会跟我谈。”

　　她的话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尖锐，她的坏脾气与她的部分黑色发梢一样显露无疑。我决定有力地反驳一下，“我不能保释你出去，妈妈。我不能。如果我给你三千美元，我下学期就没法上大学。我没有办法。”

　　“那么……”她往后靠在那张塑料椅上，“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得照顾杰里米，因为我不戴他妈的监测器是出不去的。”

　　这就是困难之处：她手中有一张最后的牌，证明她拥有同花大顺，她打败了我。我可以吹牛说我可以把杰里米留在奥斯丁，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