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就像政治观点、道德感和信念，全都受制于社会的影响？

一张海报宣扬：女人，别受骗上当，参与体育活动！另一张海报上有个眼睛蒙上布条、步步走下悬岩的男人：目不识丁之人，就像是相信自己所见的瞎眼男子。

一走进公寓，我的眼镜随之模糊。我摸寻壁炉的余温。八十多年前，一位波兰籍侨民在这条街上发明了电暖炉；直至今日，我却依然等着获取我的那一座。五年前受到提拔时，一群人数足以组成一支足球队的喽啰横扫我的公寓，没收每一张包含了我的脸孔的照片。这是预防措施，他们解释。

除了一幅领袖肖像之外，我的墙上一片空白。肖像加上晕光效果，致使脸孔似乎飘荡在柔和的光影中，好像一幅陈旧画像里的圣徒。如果天堂只可能存在于世间，那么天主也只可能是个凡人。

我把肖像翻过来，肖像背面，我已画上一只宛似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笔下的丛林狸猫，金黄的斑点一闪一闪，躲在青绿的树叶之间窥视。我轻叹一声，心中慢慢升起一股归属感。这下我才感到自在。

在我这个时代，我的职业等于是一个拙劣画家的次选酬赏。我在“皇家艺术学院”读了一年书，在学校里，我帮水果盘和花瓶素描，尽量把每一件小小的静物画得跟照片一样真切。接下来进阶到肖像画，我终于在这项最完美的绘画艺术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志业。肖像画家必须以一笔一画称颂人类的错综与繁复。在其他数百万人眼中，肖像模特儿的眼睛、鼻子、嘴巴，看来可能眼熟，但模特儿的五官，就像画家心中不可或缺的苦楚与喜乐，在他眼中依然独特。艺术起始于这种称颂的心情，或许恩慈和同情也是。如果歹徒在犯法之前手绘受害者的脸孔、法官在判刑之前手绘罪犯的容貌，那么刽子手就没有机会手绘任何一张脸孔。

“艺术让我们不会因真实而亡故。”我把这句尼采说的话贴在工作桌上。但我从学生时代就已知晓，我们可能轻易因艺术而亡故，就像我们也可能死于其他形式。当然有一小群货真价实的梦想家将尼采所言奉为谕旨，而非对于现实的讽刺。但是这会儿，他们要么一命呜呼，要么锒铛入狱，他们的作品甚至比我的画作更不可能装点皇殿的高墙。革命之后，教堂遭到洗劫，无价的艺术品被卖到国外，换取工业机械；我起先不情不愿地参与，一边梦想着绘制人物肖像，一边动手破坏圣像，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已一手画出、一手抹去人们的脸孔。

上级单位很快就找上我，交付我一份差事：去图书馆审查图片。那些成不了大事的人，就去教书。那些不会教书的人，就去审查其他人的成就。相比之下，我的下场可能更糟；我听说希特勒也是一个不成材的画家。

审查工作当然大多由出版单位执行。东删一笔，西删一笔，缩减一些篇幅，即可删除许多不良的内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局限，所以就有了我这种工作的必要。有段期间，我接连四个月，天天拿着喷笔修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日子过得毫无指望。

刚到局里服务时，上级没有把敏感的工作托付给我。刚上班的头一年，我参照“图书馆禁止一览表”，依据不断添增的最新版本，彻底检阅图书馆的书架。没错，这应该是图书馆员的工作，你不能信任读了那么多书的人。

我在书籍、旧报纸、宣传册子里找到违反规定的部分，他们出现在画作或是散落的照片之中，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中。大多图像撕去即可，但是有些经过审查的图像必须加以保留，以示警惕。因此，以墨汁涂去成为解决之道。墨水瓶微微倾斜，滴管轻捏几下，一团亮晶晶的黑色墨水就掩盖了那张脸孔。

我只有一次见识到自己的工作多么具有威力。我经常造访国立图书馆的阅览室，用心研究馆中收藏的前革命时期画作，有一天，我看到一位穿了厚呢短大衣的年轻人翻阅一叠装订成册的杂志。他匆匆掠过前半册，翻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号，盯着一群军校生的肖像。军校生一脸严肃，排成三列，总共九十三人，其中六十二人的脸孔已被我在两年之内一个个涂去。

我依然不知道他搜寻六十二人之中的哪一位，说不定他是那三十一位脸孔未被涂上墨水的军校生之一。他肩膀一垮，一只手紧紧抓住桌缘，稳住身子，褐色的大眼睛流露出某种哀戚的眼神，倒抽一口气，握拳抑制自己的哭声。

仅凭几滴墨水，我已在他心中激起如此强烈的激荡，相形之下，我最温馨感人的肖像画绝对万万不及。画家必须率先成为榔头，艺术品才可能成为敲破我们心中那道石墙的凿刀。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麦克辛说。“今天就得修正芭蕾舞伶。”

“你太操之过急，麦克辛。个人野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他嘟囔一声。他这个笨蛋说不定提供了最佳范例，证明人类的老祖宗确实是猿猴。

我们拿到照片已经过了好几天，我原本希望这张芭蕾舞伶的照片会被忽略，消失在不断涌入的图像之中。接待室已经变成堆满纸箱的迷阵，而且箱子每天愈堆愈高。最好置之不理，让照片自然而然销声匿迹。

麦克辛把照片搁在桌上，准备开始工作。我的弟媳不是芭蕾舞伶。这位舞者不是她。我对舞者毫无亏欠。她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甚至不在那里。我已多次用喷笔销毁许多人的面孔，我透过他们的每一个姿态、每一副神情认识他，他们变得跟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