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

我们那个档案柜端立在角落，里面摆着斯大林十年到二十年前的照片。如果办得到，我们必须把这位政治元老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现在人民面前。这项差事进行得愈久，我们愈得把时间往回拉，以便寻求没有用过的照片。某些刊物的读者们说不定会担心他看起来愈来愈年轻；到了七十岁生日之时，他将貌似一个脸颊瘦长的青少年。

“你迟到了。”麦克辛说。说到脸颊瘦长的青少年，眼前就冒出一个。宣传动员局指派他担任我助理的那一天，他跟我行礼致敬，从此之后再也不来这一套。他经常致函称颂领导，并暗自希望警察拦截、阅读、记录这些他表达忠贞的信函。他从不掩饰他想要坐上我位子的意图。

“我年纪大了，麦克辛。”我说。

小混蛋麦克辛点头表示同意。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已经用喷笔修改了三张脸孔，脸孔出现在一张一九三〇年外贸委员会的老照片上，照片修改了好多次，看起来甚至比较像是一幅画，而不像照片。或许我应该说“我”修改了三张脸孔；麦克辛只是站在一旁抽烟，不时露出刻薄虚假的笑容。拿着喷笔、专注于照片上的脸孔时，我偶尔抬头一瞥，赫然发现麦克辛专注于我的脸孔。这个浑小子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掉铅笔的炭印。

我们各自进餐。麦克辛待在水银灯大放光明的办公室，我在隧道里闲晃。我已经在这些隧道里漫步了好多个钟头，却依然看不到尽头。有朝一日，一列列火车将载着我们的人民穿越这个地下世界，民众将满怀谢意，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在此进行的种种工作也将得到肯定。

下午我们专注于一幅伊萨克·布罗德斯基的油画（译注：Isaak Brodsky，1883—1939，苏联画家，社会主义写实画风的鼻祖），画中的列宁抵达市区的芬兰火车站，但当年我们的城市称为“圣彼得堡”。

“麦克辛，你注意到这幅画的透视效果吗？”我问。“没影线全都集中在画中人物张开的嘴巴，借此把注意力的焦点拉到他的演说，你看得出来吗？这种技法远溯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你不妨想想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杰出的画作非常罕见。

麦克辛眉头一皱，指指躲在列宁身后的托洛茨基，这人非得删除不可，因为他当时绝对不在场。

“得了吧。”他语带轻蔑地说，跟往常一样蔑视形式主义。“光是修正这幅油画就得花好多时间，你不必再跟我解释整套西洋艺术史。反正绘画艺术原本就应该随着达·芬奇画下句点，趁着登峰造极之时收场。”

说来遗憾，我恐怕是最后一批革命之前就读于“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家。这些跟麦克辛一样俗气的后辈新人，自小在学校里沾着稀薄的灰泥，还没学会画画就懂得审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那些他们正在摧毁的艺术，也不懂得鉴赏他们手下的艺术品。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有机会修正我自己的一幅画，那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完成于一九二七年，描绘十月革命。在一场无产主义阶级的起义行动中，我误将两个人画入抗争的人群之中，这两人当时并不在场。我还注意到其他错误，比方说一株稍微歪斜、技法不佳的白杨树，或是单调呆板、空空荡荡的夜空，虽未接获指示，我依然自行动手修正。一个下午就做得完的工作，我花了两星期完成。一个人难得有机会重新来过。

麦克辛把另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照片中一位芭蕾舞伶浮悬于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舞台上，她的左手高举，迎向一盏隐匿聚光灯发出的光影，漆黑的秀发上戴着一顶羽毛头饰，一个若隐若现的男子伸出双手，粗壮的手指紧紧圈住她的纤腰，可能是托举她、抛掷她、抱起她，或是接住她。摄影师自后台取景，前五排的观众清晰可见。

“这人是谁？”

麦克辛耸耸肩。她是谁完全不重要。上面把她的照片交给我们，这就足以证明她已不再是个芭蕾舞伶。

但在这张照片中，她依然身穿芭蕾舞短裙和舞袜，剧院座无虚席，在她的更衣室中，玫瑰花插放在清水里，香槟冰镇在冰块中。她依然拥有她的事业、一栋家宅、一张文凭、一纸出生证明。

我知道我应该为我的喷笔上色，凑近她圆润的脸颊，但她看起来好像我的弟媳——荒谬至极。我晓得，我若毁损她的面貌，似乎对她本人、这张相纸、喷笔中的油墨、任何一只将会拿起照片的手、任何一双将会看见照片的眼睛，加诸残酷不仁的伤害。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兴起这种念头。我静候心中的激荡慢慢平息。麦克辛已经注意到我的神情，他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头昏。”我跟他说，“头重脚轻。”

“你应该好好吃你的午餐，而不是在隧道里晃来晃去。”他说，然后建议我们将芭蕾舞伶留待明天修正。

等到我爬上木阶、回到路面之时，太阳已经像是一枚铜板，缓缓垂落在地平线。时值十月底，冬天的脚步已近。再过不久，暗夜将会包覆大地，整个圣彼得堡将变成一个我走过的隧道。

一座座色彩柔和的宫殿林立于涅瓦河岸，宫殿出自意大利建筑师拉斯提里，或是后代仿效者之手，我已经忘了哪一栋是真品、哪一栋是赝品。拉斯提里一七七一年在此地与世长辞，你可以看到后代增建的车道、车库、天线、装了铁条的窗口和锻铁大门。这些增添的建筑物是否破坏了拉斯提里设计的初衷？或者说，身为受聘于皇室的艺匠，他是否意识到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