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莫须有的指控被定罪。法庭纪录登载了一份照本宣科的招供，但是审判庭的证人们说他拒绝作证，或是招供。”

“但是，为什么？谁告发他？”

她耸耸肩。“一九三七年间，他为国家服务，没有所谓的为什么。你在一家理发店工作得够久，迟早会轮到你被剃头。”

他大可立刻掉头走向大门。塞尔盖肯定能够了解。他们的侧影漫过馆内空荡的地面。策展人瞄了一眼她的手表，回头看看他，稍做犹豫，然后问了一句：“你们想要参观吗？”

她带着他们沿着画廊的一侧前进，边走边解释治安单位多么惧怕影像的力量、修图与审查的沿革、如何墨染涂黑、如何使用喷枪操控影像、早期如何利用这种现代科技修图、如何改进。他倚着塞尔盖。他们走过一整墙脸孔被涂黑的男人和女人。

另一侧的展室里，一幅亨利·卢梭绘制的丛林狸猫悬挂在玻璃架上。他绕着油画走了一圈。油画旁边挂着一幅十九世纪的田园画，画中一片柔和的青绿与嫩黄。

策展人在说话，塞尔盖在点头，但弗拉基米尔什么都没听见。一只丛林狸猫踏过茂生的野蕨，蕨叶朝着两侧散开。有如餐盘般圆硕的树叶在头顶上噗啪作响。血红的太阳闪闪发光。

“我的研究就是从这里起头。”策展人边说、边带着他们走回中央的展室。“在马尔金的审判中，检方用了这张照片。但它也包含了马尔金的诸多谜团之一。你们仔细瞧瞧，有没有看出任何不寻常之处？”

在头先看到的一张照片中，一只手悬浮在舞台之上。未经修图的原片并排悬挂，研究人员在一个贴错标签的档案柜里找到一截苏联时期残存下来的底片，冲洗出这张原始照片。弗拉基米尔仔细端详舞者：聚光灯打在一绺绺黑发上，光影斑斑；细长的眉毛微微扬起，双眼略显灰白；一顶黑羽毛的头饰；耳朵的模样没什么特别。

伊莉纳·波诺娃，1932-1937，“基洛夫芭蕾舞团”（现称“马林斯基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解说卡写道。她被控参与一个波兰间谍集团，涉嫌叛国、动乱、破坏，职业生涯至此画上句点。你若看看马尔金修改过的照片，你会发现他让波诺娃的一只手悬浮在舞台之上。这是无意的疏失？对观看者发出警告？表达异议的举动？实难判定。请看看两张照片的背景。倘若仔细观看，你说不定会发觉经过删修的版本之中多出一个人……

他转头看看那张经过删修的照片。

“罗曼·马尔金做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策展人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每次从照片或是绘画中涂掉一个人的脸孔，他就嵌入另一人的脸孔，几乎毫无例外。”

你爸爸就在那里，他伯伯曾跟他说，隐身背景之中，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他的地方——哪里？伯伯，他在哪里？在灰暗的西装之间？在将军的肩章之下？不、不、不、不、不，天啊，终于看到了！他置身观众之间，一双灰眼，一头乱发，神情安详，依然健在。你以为你已经永远忘了他的脸孔，你以为他已被删除，再也不存在，你以为你已经失去他。但你瞧瞧，他坐在第三排，遥望某处。他看的不是舞者，而是你。此时此刻，人生的暮年，你找到了你的父亲，认出了你的父亲，周遭顿时向你聚拢，你游荡多年的世间，感觉有如草刃般狭隘。

“你若沿着这面墙往前走，你会注意到这人出现在每一个经过删修的影像中。”策展人继续说。“作品的解说会告诉你确切位置。他有时是个男孩，有时是个男人，有时上了年纪。马尔金通常把他嵌入被审查者经过删修之后留下的空白。”

“他是谁？”弗拉基米尔几乎说不出口。

“多年以来，我始终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她说。

他倚着塞尔盖的臂膀，好像游行似的沿着墙壁前进。照片和绘画按照年份排列——不是创作或是删修的年份，而是马尔金嵌入那人的岁数。

他爸爸如同一个小伙子，爬上一部牵引机。

他爸爸如同一个叛逆的少年，身穿宽松的褐色夹克，高举长柄叉戟，飞奔冲过十月的街道。

他爸爸身穿暗色西装，头戴蓝色鸭舌帽，一只手揽着一名女子，细看之下，女子竟是弗拉基米尔的妈妈。

他爸爸牵着五岁大的弗拉基米尔。

他爸爸如同一位科学家。

一位政客。

一位厨师。

一位农夫。

一位建筑工人。

一位工厂工头。

一位夜间警卫。

一位小提琴手。

一位祖父。

他看着他爸爸随着背景中的每一个影像逐渐老去。他的头发愈来愈灰白，愈来愈稀疏，最后几乎像是蛛丝般的工笔画。他的皱纹先是轻轻勾画，而后沉沉蚀刻，最后深深印入日渐松弛的五官之中。在最后一幅画作中，他爸爸拿着手杖站着，自外于一群兴高采烈的工厂工人之外，带着饶富兴味的微笑凝视远方。那个他爸爸说不定变成的男子，看起来就是弗拉基米尔的模样。

我值得吗？他默默地请问画中之人。我活了这么久——我究竟做了什么、值得活到现在？

他靠入塞尔盖的怀里，那天第二次，弗拉基米尔感觉自己在他儿子的怀里恢复了清白——这孩子不知何故地原谅了他，这会儿不知何故地支撑着他。

“我知道这不容易。”塞尔盖说。“你做得好极了，我以你为荣。”

谢谢你。

策展人跟着他们走到最后一幅画作之前。“很了不起，不是吗？如果罗曼·马尔金心存任何善意。”她说，“这个男人便是善意的化身，不管他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