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下，区辉就职的公司大幅裁员，而区辉也是其中一人。即使他的老板介绍他到另一间公司工作，薪水却大不如前，他正为阿怡上小学的学费与杂费发愁，房屋署的来信简直是天降甘霖。公屋的租金比私人房屋的低一大半，如此一来，区家只要省吃俭用，还能够多存一点钱，以应付日后所需。

　　搬进乐华村两年后，周绮蓁再次怀孕，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而阿怡亦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当了姊姊，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区辉在奂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令嫒叫‘雅怡’，我们沿用‘雅’这个字，而‘雯’就是有花纹的云彩。”

　　区辉循老先生指示，抬头一看，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区雅雯……真是动听的名字啊。还好有黄老师你在，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

　　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奂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奂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室内没有房间间隔，如今人数增加，区辉可以申请换屋，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不过，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无法在乐华村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如果要搬的话，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区辉跟妻子商量，周绮蓁笑着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搬到老远的话，你上班麻烦，雅怡又要转校，划不来。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

　　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对妻子的说法，区辉搔搔头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

　　然而区辉没料到，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

　　二〇〇四年，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终年四十岁。

　　经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贵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