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二〇〇四年七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他向工人们查问后，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还有一名拉缆员。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

　　1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寻找。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m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工人们一看便认得，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

　　主管慌忙报警，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区辉出了意外，连人带车掉进海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而车子半埋在十二公尺深的海床上。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区辉已回天乏术。

　　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而小雯更只有四岁。

　　深爱的丈夫猝逝，周绮蓁肝肠寸断，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

　　按道理，区辉因公殉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帮忙，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

　　“牛哥，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如今他出了事，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

　　“唉，嫂子，公司环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

　　“为什么要宇海老板出这笔钱？阿辉不是有什么劳工保险的吗？钱该由保险公司付啊？”

　　“阿辉的保险……似乎过不了公证行一关。”

　　牛哥是区辉在公司的前辈，跟周绮蓁见过几次面，所以宇海起卸运输姓邓的老板吩咐他当中间人，跟周绮蓁“洽谈1__。根据他的说法，公司虽然有替区辉购买劳工保险，但保险公司委托公证行调查意外后，认为保险并不适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区辉在发生意外时已过了他的轮班时间，亦无法证明他当时驾驶铲车是执行职务；此外，坠海的铲车经过检验证实没有任何故障，所以不能排除区辉在驾驶时因为“个人健康问题”失去知觉、导致意外的可能。

　　“他们的说法是，搞不好阿辉下班后贪方便，开铲车代步，经过Q31区时隐疾发作，令铲车掉进海里……我甚至听到有人说要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不过老板说，做人不能落井下石，阿辉在公司没功劳也有苦劳，即使保险公司不赔也得做点什么。这笔‘恩恤金’是公司的心意，价码是小了点，希望嫂子勉为其难收下它吧。”

　　牛哥将支票递给周绮蓁时，周绮蓁的手一直在发抖。那句“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令她气忿得快要哭出来，可是她知道牛哥为人耿直，只是转述所闻，把脾气发泄在对方身上并无好处。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帮助。

　　周绮蓁隐约觉得，牛哥接了一桩苦差，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最后只好接过支票，向牛哥道谢。

　　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

　　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虽然那也不是谎话，因为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帐，就能动摇根基，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为了保障工人权益，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

　　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信用额”。

　　只要赔偿个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险公司，也会令投保的企业信用额受损，往后保险公司便会要求该企业付更高的保险费。周绮蓁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资方会替员工向保险公司争取最大补偿.殊不知对方是一丘之貉。

　　香港的荣景，就是建立在被牺牲的草根阶层之上。大企业剥削小企业，小企业剥削工人，在老板们眼中.商业利益比个别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点利润不过占这些老板们财产的万分之一。

　　周绮蓁为了照顾家庭，生孩子后已没有全职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赚点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又没有足够的赔偿金应付生活开支，周绮蓁只好母兼父职，重操故业，回到茶楼当侍应生。可是十年过去，物价飞腾，工资却跟十年前没分别。眼见月薪不够自己和女儿猢口，她只好另找兼职，一星期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