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三天假日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我匆匆赶回种植园，在经过威廉·皮尔斯的种植园时，皮尔斯老爷冲我挥了挥手，说是威廉·夏瓦内尔已经捎了信儿，埃普斯同意让我留下来，晚上给他家的奴隶拉琴。那是我在贝夫河畔参加的最后一场奴隶舞会。皮尔斯老爷家的舞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我随即赶回埃普斯的种植园，身体非常疲惫，但心里挺高兴的。口袋里装了不少小东西，都是白人赏给我的。

那一周的周六早上，我睡过了头，那是我第一次犯这样的错。我醒来发现所有人都已经下地里干活去了，心里一阵害怕。他们已经干了起码十五分钟的活儿了。我顾不上带装着午饭和水的葫芦，一口气奔到地里。当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但埃普斯已经在地里站着了。他看到我就冲我怒吼，讽刺我起得真是够早的。我紧赶慢赶，终于在他吃完早饭的时候赶上了大家的进度。不过，这也不能弥补之前犯下的错。埃普斯让我趴下，把背上的衣服掀开，打了我十几鞭子。他厉声问我，以后还敢不敢睡过头。我赶紧回答他，再也不敢了，然后强忍着疼痛接着干活。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一直在想巴斯跟我说的话，我琢磨着他的方法能有几成把握。我明白人生无常，也知道有些事情也许真的命中注定。如果注定我要死在奴役的深渊里，那我也无能为力。也许是因为背上疼痛，我那天一直萎靡不振的，觉得非常沮丧。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特别烦闷，就像要炸开一样。

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是1853年1月3日。我们一早就准时下地干活了。那天早上特别冷，这在温暖的南方非常罕见。老亚伯拉罕和我并排走着，后面跟着鲍勃、帕希和威利，我们都挂着麻袋摘棉花。那天埃普斯居然没拿鞭子就来地里了，这真是一件特别稀罕的事儿。他特别大声地呵斥我们，骂得特别难听，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鲍勃壮着胆子说，天实在太冷了，我们的手指都冻僵了，所以没办法摘得快。埃普斯特别后悔没把鞭子带出来，他威胁我们说，等他把鞭子拿过来了要好好让我们“热一热身”。没错，他一直让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自己也会去炼狱体验一回这种热度。

他骂骂咧咧地走了回去。等他走远后，我们便开始议论起来，等一下他再回来的时候可就糟糕了，这么冷的天怎么可能摘得快呢！我们纷纷咒骂他，碰到这么不讲道理的老爷真是不幸。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着埃普斯，一辆疾驶过来的马车打断了我们的思绪。马车很快地驶进了院子，然后下来了两个人，径直朝棉花地里走来。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下地摘棉花；那天，就是我永远告别埃普斯老爷的日子。不过，在讲述这段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到前一年八月，看看巴斯寄到萨拉托加的那封信掀起了怎样的波澜。就在我身陷埃普斯的奴隶小屋里郁郁寡欢的时候，有很多好心人在帮我奔走，最终成功地解救了我。

第二十一章

我在这一章中所讲述的很多事都是亨利·B·诺萨普和其他人后来告诉我的。

巴斯写给佩里和帕克的那封信是在1852年8月15日从马克斯维尔的邮局寄出的，两位先生收到这封信的时间是9月上旬。当时，安妮刚刚搬到沃伦县的格伦斯福尔斯。她在卡彭特酒店的厨房掌勺，不干活的时候一直跟孩子们住在一起。

佩里先生和帕克先生一收到那封信就立刻转寄给了安妮。孩子们读了信之后激动万分，马上去仙蒂山找到了亨利·B·诺萨普，请求他的帮助。

诺萨普先生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确认纽约州的法律中有一条关于恢复奴隶之自由身份的法令。这条法令是1840年5月14日通过的，标题是《有效保护本州公民免遭绑架或沦为奴隶之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州长一旦获悉充分的信息，表明本州之任何公民或住民被他人通过不法手段拘于其他州或美国的其他领土范围内并沦为奴隶，或者因为其肤色或根据其他任何法律而被定性为奴隶的，州长应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解救该公民或住民，使其恢复自由身份；为达成该目的，州长有权委派并聘用一名代理人，授予该名代理人足够的资质并给予其足够的指示，促使其完成获委派之任务。该名代理人需搜集合理且足够的证据，证明该公民或住民的自由身份，并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包括开展实地调查及启动法律程序等）促使该公民或住民返回本州。在前述行动中产生的所有开支和费用均由财政部拨款。（参见附录一）

根据这条法令，首先需要做的是向州长提供足够的信息证明以下两点：首先，我是纽约州的自由公民；其次，我被他人通过不法手段贩卖为奴。第一点比较好办，认识我的年长一点的人都愿意为我作证；第二点只能靠写给佩里先生和帕克先生的那封信来证明，但到底是谁写的信，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我曾在“奥尔良”号上亲笔写过一封求救信，可惜那封信早已下落不明。

安妮签署了一封呈交给亨特州长的请愿书，里面写清楚了她和我之间的婚姻关系、我前往华盛顿后不知所踪以及收到求救信的事，同时也强调了我是自由公民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事实。跟这封请愿书一同呈交给亨特州长的，还有仙蒂山和爱德华堡的几位德高望重的公民为我签署的宣誓书，证明请愿书所言均属实，同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