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甜蜜地对着楼下说：“妈妈在休息。冰箱顶上有饼干。出去玩之前，别忘了吃维生素片。”当孩子们出外去玩的时候，她给了他十美元，跟他吻别，从后门将他送了出去。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老管道工修好了下水管道，周末，彼特将地沟填满了土。天气仍然凛冽非凡。一星期或者十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她被她丈夫激情的喘息声弄醒了。“没时间了，亲爱的。”她说。她披上一条披肩，下楼，试图打开一包火腿肉。这包装是为了保持火腿肉的烟熏风味而设计的，但她怎么也打不开。她的一个手指甲为此而折断了。那火腿肉的包装犹如她生活中永恒的透明状态一样，在她自己和她所应该得到的东西之间横亘着一层隐形的屏障。当她在使劲打开火腿包装时，彼特继续来进行他的攻击。他把她逼退到煤气炉前。当他快要成功得手时，他们听见孩子们在大厅轰隆隆从楼梯上下楼的脚步声。彼特带着混杂的、激情未酬的心情去搭乘通勤火车了。她给孩子们准备了早餐，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冬日早晨，她看着一家人如此不同寻常地密集地聚在厨房餐桌旁吃早餐。当孩子们离去搭乘校车时，她打开温度自动调节器的开关。从锅炉房传来一声闷闷的声响。从地窖门飘起一缕恶臭的烟雾。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让神经镇静下来，去打开门。房间里充满了烟雾，但没有火苗。她给他们雇用的汽油燃烧器修理工打电话。“哦，查理不在，”他妻子快乐地说道，“他跟他的保龄球队到尤蒂卡去了。他们打进半决赛了。十天之内他不会回来。”她给电话簿中每一个汽油燃烧器修理工打电话，但是没有一个是有空的。“但是必须来一个人帮我一下忙，”她对一个回应她电话的女人说，“外面的气温是零度，家里没有一点儿热气。什么东西都要冻结起来的。”“哦，对不起，但是在星期四之前没有一个男工会有空，”这陌生人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台电热器呢？你能用这玩意儿使你室内的气温升高。”她又喝了点威士忌，涂上口红，开车到帕塞尼亚村五金店买了一台大电热器。她将它跟厨房的电源接口接上，打开开关。屋子里所有的灯一下子都灭了。她又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开始哭泣起来。

她为她的不适而哭，她更加凄楚地为它们的短命而哭，为一份透明的火腿包装竟然会有这样一种神秘的作用、使她最美好的情绪化为乌有而哭，她为这个似乎没有法律和先知的世界而哭。她不断地哭泣，不断地喝酒。修理工来了，将汽油燃烧器修理好了。当孩子们从学校里回家，她已经失去知觉，躺在沙发上了。孩子们吃了维生素片，到外面去玩了。第二个星期，洗衣机坏了，将厨房灌满了水。她打电话的第一个修理工去迈阿密度假了。第二个在一星期之内不可能来。第三个去参加葬礼了。她自己动手在厨房拖地，足足等待了两个星期才来了一个修理工。同时，煤气炉也坏了，她不得不在电炉上做饭。她对家用电器的维修一窍不通，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一种悲剧性的废退现象，当初看见帕塞尼亚村那些需要工作和钱的失业者不会挖一个洞时，她就有这样的感受。正是这种废退的感觉，驱使她酗酒和乱交，她两者兼而有之。

一天下午，酩酊大醉时，她张开双臂抱住送牛奶的。送牛奶的粗暴地将她推开了。“天哪，夫人，”他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哪？”作为一种讹诈性的幽默游戏，他将冰箱塞满了鸡蛋、牛奶、橘子汁、农家鲜干酪、蔬菜沙拉和蛋奶酒。她拿了一瓶威士忌上楼到卧房里去。四点钟，汽油燃烧器坏了。她又去打电话。三四天之内没有人能够来。外面寒冷极了，她以土著人一般的惊恐看着冬夜渐渐逼近她的房子。她可以感觉到一股股冷气弥漫在她的房间里。天黑下来之后，她前往车库，自缢了。

人们在帕塞尼亚村的殡仪礼堂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葬礼。摆放她那纪念碑式棺材的房间亮着柔和的灯光，摆设就像是一间举行鸡尾酒会的客厅，而电子乐器演奏的音乐就像你在克利夫兰旅店酒吧里可能会听到的那种。原来，她在普罗克西米尔庄园没有任何朋友。她丈夫绞尽脑汁所能找到的友人只是一小撮他们在各种不同游轮上认识的几乎完全陌生的人。每年冬天，他们去搭乘即将航行两星期的加勒比海游轮。参加葬礼的有来自荷马号的罗宾逊一家，来自美国号的哈威德一家，来自格利帕肖特号的格拉夫里一家，来自卑尔根峡湾号的利昂纳德一家。一个牧师说了一些言辞犀利的话。（对她的死感到内疚的汽油燃烧器修理工、电工、机修工和管道工没有出席。）在牧师布道时，罗宾逊夫人（荷马号）号啕大哭起来，她呼号之激烈，之伤心，极其不合时宜。她大声地呻吟着，在椅子里摇动，歇斯底里地抽搐着。哈威德夫人和利昂纳德夫人，以及后来的男人们也抽泣和哭喊起来。他们并不是为了失去这个人而哭，他们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们哀叹她的一生是如此令人失望、悲哀。当然，那天上午当梅利莎搭乘着运送洛克哈特夫人棺木的回印第安纳的火车—他们回家的第一段路程—时，她不可能知道这些。

梅利莎和格特伍德·本德坐在一起。格特伍德·本德的头发染了银色，往后如此精确、如此熟练地挽成一个发髻，以致梅利莎心中一个劲儿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她穿着与头发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