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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窗外的嘈杂声像魔咒一样征服了他,给他带来世界末日的感觉。和她鬼混一小时,他将又会成为原来那个思想高尚、心胸开阔的人。然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必须首先被欺诈、被侮辱、被哄骗。她已经将他逼到无助的地步。“好吧。”他说。他们在炎热之中来到圣斯皮利托银行。在那儿,他将一张三十万里拉的票据兑现了,将钱给了那男孩。他以他唯一可做的表述自己内心的事,一脸轻蔑地当着那个青年的面愤然走出了银行。
这一天过得痛苦极了。他在七点钟洗了个淋浴,到威内托大街喝了一杯堪培利开胃酒。她总是要迟到的,他认识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姗姗来迟的。她抵达奎恩特莱拉饭店恐怕要九点钟了。也许偶然那么一次,她会图个安全。她也许会想,他的耐心不会是没有尽头的,他也会有他自己的脾气的。他有吗?如果她要他跪下来,像一条狗一样吠叫,他敢拒绝吗?他在咖啡馆一直待到八点钟,然后缓步走下山来。他的心情沉甸甸的—充满性欲的冲动,同时又非常忧郁—一想到路西安娜,他的思想会表现得如此污秽,这使他感觉痛苦。他穿越过人民广场。不知什么地方,一座教堂的钟在叮当鸣叫着。罗马杂乱的铁钟声总是让他突然惊吓一下。这些铁钟跟它们同时代的喷泉一样,在对抗交通噪声方面,打了一场败仗。从山岗那儿传来一阵隆隆雷声。这霹雳声仿佛来自他令人激动的青春年代,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强壮、多么优秀的青年。不一会儿,罗马的空气中便充斥了那灰蒙蒙的稠密的雨了。雨仿佛带着一种奸刁的势头瓢泼倾泻下来。
他被困在广场中间的喷泉边。当交通终于停下来时,他已经被雨淋得湿透了,仿佛是从喷泉里爬出来的一样。他奔跑着穿过广场来到一座教堂的门廊里躲雨。门廊里挤满了躲雨的罗马人,他不得不在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来。人们互相推搡着,压根没有任何礼貌或者羞怯可言。然而,他还是尽可能保持他高贵的仪态。当阵雨停了—它的停下与它的到来一样突然—他走回到广场,瞧了一眼他的衣服。衬衣紧贴在身体的肉上,领带已歪扭得不成样子,裤线也已荡然无存。当他从肩膀上取下甩在那儿的夹克衫,他发现口袋里的钱包被人偷了。
这是一个打击。这让他骤然停止了脚步。他感到无限愤懑。那是一种失去视力或者要害器官—比方说,六英寸肠子、膀胱或者后牙—所感到的巨大悲伤,是一种忧郁,一种手术后使人感觉孱弱的震撼。他的钱包是可以重新置换的,他有许多来钱的渠道,但是,在一刹那间,他所感到的失落是如此令人痛心、是如此不可排解,他有一种内疚感。并不是他的心不在焉,不是他的醉态,也不是他的任何其他缺陷帮助小偷得了手,但是,他还是感觉被欺骗了,感觉自己愚蠢到极点了。他是一个老迈的傻瓜,到了连自己的财物都会开始放错地方、会丢失机票和金钱、会成为别人负担的衰老岁月。不知什么地方,钟声在敲打半点,那粗糙的铁钟声使他想起路西安娜,想起她做爱时跃动的动作所显示的粗俗和健康。对她的思恋代替了他的失落感,尽管衣服依然是湿漉漉的,他挺起了胸膛。哦,风风雨雨,在怀中拥着那百依百顺的爱!他踩上了一大堆狗粪。
他花了差不多五分钟才将狗粪从鞋子上擦去。就像飞机上那男孩的呕吐物一样,这对他的感情有一种刺激作用:它激起了他一时的不满。可能他所遇到的挫折的总和—延误的航班,那呕吐的孩子,那雷暴雨—有可能最终抑制他的情欲。但饭店就一步之遥,只要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可以和他的天鹅待在一起,他的天鹅将带领他到镶有绿色和金色饰带的天堂去。他快步走到饭店门前,门锁着。为什么酒店的窗户是黑暗的呢?为什么这地方看上去似乎被遗弃了呢?在门上,他看到恩里克·奎恩特莱拉的照片用黄杨花圈围了起来。这个人那天下午在罗马的某个地方,在妻子和孩子们的护卫下,接受敷擦圣油礼,离开了人世。
死亡让饭店关了门,灭了灯。奎恩特莱拉先生死了。他感觉到一种极度的解脱,又恢复了原来的自我,他的心里似乎充斥了自我控制的正派思想。路西安娜是一个婊子,她的床是一个深渊,他现在可以自由理智地生活,不用再为是非而时时困扰了。他现在所拥有的是一种无须强行压抑的纯洁感,他对于解脱了他的种种偶发事件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走回到伊甸园酒店时像一个新人,睡得很酣然,感觉在深深的睡眠之中受到了奖励。他在早晨搭乘一架飞往纽约的飞机,下午就抵达了塔利弗基地,心中坚信在事物的本质中是存在天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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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科弗利打好包,在没有被告知干什么的情况下和卡梅伦以及他的小组前往大西洋城。他模棱两可的地位让他感觉非常尴尬。小组里有一个人告诉科弗利,说卡梅伦要在一个科学家会议上作报告,讨论一种比地球上的闪电所产生的力还要强大一百万倍的引爆力,而且人类可以非常经济地获得这样的引爆力。这是科弗利所能理解的全部了。卡梅伦不和大伙儿坐在一起,离得远远的,兀自在读一本平装本的书。科弗利伸长脖子看到书名叫《西马隆:西南的玫瑰》。这是科弗利第一次和这样等级的人交往,他自然会非常好奇,但是,他无法听懂他们的观点,甚至无法听懂他们的语言。他们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