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说。

他带着科弗利穿过一条像破旧的校舍走廊一样的走廊，来到一间不比壁橱更大的房间。那儿有一张木头桌子、一把椅子、一杯水和一张问询表。警察关上门。科弗利坐下，看问询表上的问题。

问询表问他：你是家长吗？你离婚了吗？是鳏夫吗？是分居吗？你拥有多少台电视机？几辆车？你有一本有效护照吗？你多长时间洗一次澡？你是大学毕业吗？高中毕业？语法学校毕业？你知道“有袋动物”“煽动性”“深奥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些词的含义吗？你家是用汽油取暖的？煤气？煤？你家有几间房间？如果你被迫要侮辱美国国旗或者《圣经》，你选择哪一个？你赞成联邦所得税吗？你相信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吗？你爱你的母亲吗？你惧怕闪电吗？你赞成继续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吗？你有银行的储蓄账号吗？有开支票的账号吗？你的总负债是多少？你有抵押借款吗？如果你是一名男子，请将你的生殖器大小归类：1，2，3，还是4？你属于哪一个宗教信仰？你相信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35] 在天堂？在地狱？在地狱的边境？你经常娱乐别人吗？你经常被别人娱乐吗？你认为你被人喜欢吗？非常喜欢？非常大众化？下列人物是活还是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诺曼·文森特·皮尔，卡尔·马克思，奥斯卡·王尔德，杰克·登姆普西。你每天晚上祷告吗？……

科弗利以一个负疚罪人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回答所有的问题。他把他的手表给了贼了，所以他并不清楚他到底用了多少时间才将所有这些问题回答完。当他回答完了询问表上的问题，他大喊一声：“喂。我回答完了。让我离开这儿吧。”他试了一下门把，发现门是开着的。走廊空空如也。是夜晚了，大厅尽头的窗户映出的是一片漆黑的天空。他拿着他的询问表走到电梯间，按铃。当他走出电梯间来到底层时，他看见一个警察坐在一张桌子面前。“我失掉了非常贵重的东西，非常重要的东西。”科弗利说。

“他们都这么说，”警察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科弗利问道，“我已经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现该怎么办呢？”

“回家，”警察说，“我想你需要一点儿钱吧？”

“是的。”科弗利说。

“你们每人会从保险公司得到一百美元，”警察说，“如果你失掉更多的话，你以后可以要求理赔。”他数了十张十美元的钞票，瞧了一眼他的手表。“芝加哥的火车大约二十分钟以后抵达。在街角有一个出租车车站。我想在短期内你不会再想乘飞机了吧。其他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这么做。”

“他们都答完了吗？”科弗利问。

“我们扣留了几个。”这人说。

“好吧，谢谢。”科弗利说，走出大楼来到西富兰克林幽暗的大街上，感受着它的尘埃、热浪、遥远处的喧哗以及那默默无闻地闪烁着的彩色灯。这是他孤独的真髓了。在街角有一处报摊，一辆出租车停在那儿。他买了一份报纸。“被除名的驾驶员在空中行使抢劫，”他读道，“今天下午四点十六分在落基山脉上空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飞机抢劫案……”他钻进出租车，说道：“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在这架被抢劫的飞机里。”

“你是第六个这么跟我说的人了，”司机说道，“到哪儿？”

“火车站。”科弗利说道。

[20]

第二天下午，当科弗利终于从芝加哥回到塔利弗基地时已经是薄暮时分了。他立即前往卡梅伦的办公室，但他不得不等上一个小时。他时不时地能从关着的门背后听到老人提高嗓门愤愤地说话的声音。“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该死的人到该死的月亮上去。”他吼着。当科弗利被让了进去，卡梅伦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我弄丢了你的皮包。”科弗利说道。

“哦，是的。”博士说道。他不幸地笑了一笑。科弗利思忖，那不过放着牙刷和睡衣而已。毕竟没什么重要的玩意儿！

“在飞机飞来西部时发生了抢劫。”科弗利说。

“我不懂。”卡梅伦说。他脸上的微笑仍然没有减少它的光辉。

“我这儿有一份报纸。”科弗利说。他给卡梅伦看他在西富兰克林买的报纸。“他们把什么都拿走了。手表，钱包，还有你的皮包。”

“谁拿走了？”卡梅伦问道。他的微笑似乎更加灿烂了。

“这些贼，这些强盗。我想你也许会称他们为海盗。”

“他们把皮包拿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先生。”

卡梅伦离开他的书桌，走到窗前，背对着科弗利。他在暗笑吗？科弗利想道。他愚弄了敌人。那皮包是空的！但是，科弗利看出来他压根没在笑。那是惶惑和忧伤在痛苦地抽搐。那他为什么而哭呢？他是为他的名声，他的心不在焉，他的地位而哭吗？他是为他所见的窗户外面的那个世界，那颓败的农场，那导弹发射塔架而哭吗？科弗利无法安慰他，兀自站着体味着自己的痛苦。他看着卡梅伦，眼前的他似乎瘦小而衰老，经受着肌肉不由自主的阵阵抽搐。“很遗憾，先生。”科弗利说。“该死的，你滚吧。”卡梅伦嘟囔着说。科弗利走了出去。

正是下班的时候，他搭乘的公共汽车里挤满了人。他竭力按传统的思想来判断他的行为。如果他拒绝交出皮包，他就有可能让整个飞机毁掉，他们全部会死难。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他能预想到什么呢？他现在平心静气回头看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明天早晨他去上班时，他应该到哪个办公